在劍橋的第二年，弗雷德麗卡因為她的鳥類研究而出名，或者說臭名遠揚。這個想法起源於可愛的弗雷迪組織的一場聚會。聚會上，弗雷德麗卡與埃德蒙·威爾基聊到了用於做實驗的鴿子。也是在那時，她懂得了“分類學”這個概念，這個學習過程在她腦海裏留下了清晰、深刻的印記，即使隨著時間推移，那次聚會上的臉龐和家具已模糊成一團無法辨認的馬賽克，隻令人記得那是一次聚會，但是，這個印記還是那麽鮮明。威爾基興致勃勃地介紹了關於鳥類遷徙的一係列實驗。他說，人們普遍認為鳥類可以通過磁場辨別方向。但是，威爾基說鴿子和鴿子還是有區別的，而且個體差異很大，這時，弗雷德麗卡滿腦子都是這樣一幅畫麵：一群一模一樣的鴿子，咕咕地叫著，朝同一方向飛去，它們長著不同的羽毛，飛行速度也有所不同。這些鴿子就像劍橋的學生，有的奢靡，有的不安，有的拘謹，有的聰明，有的裝腔作勢，有的善於操縱，有的躲藏在保護色的背後，它們想要一樣東西，也可能不止一樣。當時的大學生對所謂鳥類學都不當真，經常隻當作一個玩笑，但是，對於對情欲計謀、騙子、變色龍和《幸運的吉姆》心知肚明的弗雷德麗卡而言，這就要另當別論。馬裏烏斯·莫克濟蓋瑪為她的係列文章畫了一些插圖，而托尼和艾倫為表示友好，將這些文章和插圖發表在了他們的雜誌上。這些插圖是都是鋼筆畫，他畫鋼筆畫得心應手，但油畫水平則不那麽穩定。這是英國20世紀60年代諷刺畫流行之前的事情。弗雷德麗卡的分類學研究沒什麽好處，幸好沒有讓學校雜誌成為笑料，事實上，她明顯缺乏與讀者產生共鳴的意圖。很久之後，在慵懶的閑暇時光中重讀這些作品時，弗雷德麗卡才意識到，她本以為自己寫得飽含愛心，具有高尚的美學情懷和細致的洞察力，結果這些文章卻被冷酷地解讀為“被掩蓋著的仇恨”。她沒有這個意思，但確實可能被人家這樣解讀。還有一個怪事，盡管在一定的意義上，她的鳥類學研究旨在對抗男人對酒吧和公共場所女人**的胸部和大腿進行分門別類，但是，直到連載快結束的時候，她才發現年輕的男人把女孩稱為“小鳥”。她把這一發現告訴馬裏烏斯。他說：“我想這才是問題的關鍵。”弗雷德麗卡實事求是地說，她之所以研究鳥類，是因為威爾基的鴿子。馬裏烏斯說了句“原來如此”，然後粗粗兩筆畫了一撮油膩的頭發。“我喜歡男人。”弗雷德麗卡說。“哦，看得出來。”馬裏烏斯冷冷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