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務公文
從很早就開始的國家管理行政化以及與之相關聯的決策程序，使得將管理程序進行書麵化的需求越來越強，由此形成的文本形式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專業類的散文，留存下來的絕大部分中國文學都是這樣的文章。這一類來自行政機構，特別是宮廷的文章同樣也是文學批評的研究對象。後世一些係統的文藝理論著作，例如《文心雕龍》，就特別強調這類文章。麵向宮廷的進諫先是以口頭形式進行的，而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口頭報告與書麵陳述並沒有截然分開，且除典籍外，這些應用文是文官們最重要的學習材料。這樣的說法不無道理。一些優秀的文章不斷成為模仿的對象，特別是其中的“奏議”與“書”。
我們並不很清楚這類文本是如何開始的，有觀點認為奏議是到秦朝才正式出現的，被稱為“奏”；而在此之前，這類文章都是以書信的形式出現，被稱為“書”。這種觀點有待商榷。但從秦朝統一中國之後，對政府書信往來統一化的要求的確越來越高，這一點從當時推行的文字改革就能看得出來，所以我們也完全有理由認為“奏”與“書”最晚是在這個時期開始成為一種文體的。雖然早期的範文對這類文本的形成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府公文的特征有了變化，名稱也各不相同。由於詞義的變化，我們很難對很多與宮廷政務相關的文章做出清晰界定。[17]
政務公文的數量眾多，但能完整保存下來的相對較少。而能留存的主要是一些具有重要意義的文章，特別是與重大事件相關的一類。當然，也有些文章純粹因為其文字的優美、論證方式的特別或作者的名氣而得以保存，但這些政務公文並沒有被收錄在《七略》（佚失）或《漢書·藝文誌》這類官方圖書目錄中。劉勰在《文心雕龍·章表第二十二》中寫到了這件事，他提到了這類文章中一些特別優秀的例子，並評論了這些文章的文字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