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的《史記》
曆史記錄、傳說、英雄故事和逸事，一方麵以口傳形式，一方麵以很早就開始的檔案與作品集形式，構成了新型曆史創作的基礎和原始資料。這種新型曆史創作既源於新王朝的需求，同時也是知識精英尋找自我定位的方式。曆史學家司馬遷通過他的著作《史記》確立了一種新的體例，其目的就是希望避免將相互關聯的事件割裂開來的編年的方式。
雖然曆史撰寫者從一開始就知道，想在按照時間順序敘述的同時兼顧與某一人物或者某一事實相關聯的事件是很困難的，但這種通過《春秋》確立下來的、後來被稱為“編年體”的純粹依照事件發生順序進行撰寫的形式存在了很久才被取代。在按照《春秋》結構撰寫的《國語》和《戰國策》中，我們已經能夠看到新形式的萌芽，至少從它們流傳下來的形式看，這些作品是按照各個國家來歸納材料的，隻是在每個國家之下才按照時間順序來記述。但直到司馬遷《史記》的出現，這個問題才找到令人信服的解決辦法，並從此為後世所有正史提供了範例。[93]
《史記》是“紀傳體通史”的開端，它是從上古時期一直記錄到成書的時代，所以這部著作跨越了若幹個朝代。這一類的史書除了《史記》，還包括後來的《南史》《北史》和《五代史》。[94]司馬遷的排序方式綜合了編年、論著和傳記的特點，這種排序應該是建立在對於對應體係、數字關係、排列方式已高度熟悉的推測方法的基礎上的，這些方法已經在其他一些著作中有所體現，例如《呂氏春秋》。對《史記》排序所具有的象征意義雖然有各種猜測，但是直到今天也沒有確鑿的證據。
《史記》共130卷，50餘萬字，由5部分組成：本紀（12卷）、表（10卷）、書（8卷）、世家（30卷）、列傳（70卷）。由此，後世所有朝代“正史”的體例得以確立，隻是這些史書並不總是包括所有的這五個部分，並且各個部分的比重也不盡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