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談”之風
漢末政治局勢動**，傳統道德與行為規範或不再被人重視，或遭到質疑，文人階層不得不尋找新的自我認知基礎。他們找到的答案多種多樣，進而讓他們自己被有限度地歸入不同的流派，雖然在後來的思想史中，區分不同的“運動”或“潮流”被證明是很有用的。[20]其中有一種文人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公元3世紀到4世紀的整個思想界，被稱為“清談”。
在漢朝末年，所謂“清談”一開始指的是對他人做出恰當的評價，郭太（128—169）被認為是這種品評方式的開創者，他是一個與眾不同且思維敏捷的人，是名士“八顧”之一，追隨者眾多。[21]關於這種品評的一個傑出例子，是司馬光收錄在《資治通鑒》中的一段將曹操與他的對手袁紹做比較的話。[22]南朝宋臨川王劉義慶（403—444）於公元420年前後撰寫的小說集《世說新語》，以故事和對話的形式很好地記錄了“清談”之風。“清談”主要依賴談論者臨場的機敏與語言的幽默，理解難度通常很大，幾乎無法翻譯。有些段落已經能夠看到後來深受佛教禪宗影響的“公安派”善用的對話形式。
《世說新語》分為36個大的類別，例如“規箴”“賢媛”“豪爽”等，這本書中還有大量關於某人如何機智敏銳的記載，例如下麵這個故事：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婿大會，當時名士，王、
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始數交，未
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谘嗟稱快。王亦以
為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為爾，將受困寡人女婿！”[23]
與“清談”之風在某些地方相反的，是受儒家禮教影響的“名教”。“名教”將自己視為秩序的維護者，主張完全符合禮教要求的行為規範以及儒家的道德準則，這些規範至少在公元2世紀末社會陷入動**之前都還是被遊離於社會之外的邊緣人所承認的。如果不考慮每個作家所屬或後來被歸入的流派，那麽，影響並繼而決定了這些人文學創作的，首先應當是他們的生活環境、經曆過的特別事件以及他們的交際圈，例如公元3世紀晚期代表性詩人之一的潘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