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野的拓寬
雖然中國的史書對佛教傳入中國之後產生的影響關注並不多，但這個影響本身是不容小覷的。政治局勢的混亂以及人們在精神領域尋找新方向的努力已為佛教的推廣做好了準備。[125]公元2世紀末漢朝衰落並滅亡之後，一方麵是已經存在的救世理想開始在更廣泛的人群中普及開來；另外一方麵是主動或被迫遠離政治和官場的文人數量不斷增多，他們對這種新思想的態度較之前開放，其結果就是視野開闊。帝國政局分崩離析，黃河流域以及東南部長江下遊那些富庶地區大地主的勢力不斷增強，為佛教和道教中心的形成提供了經濟基礎。在北方，遊牧和半遊牧民族統治下的新興王朝對佛教表現出了特別強烈的興趣，因為他們能借此獲得更多的合法性。
權力所有者經常是通過宗教運動來擴大自己的勢力，而國家又需要對宗教運動進行一定的控製，隨著這方麵需求的增強，關於經書經典化的需求也增強了。公元1世紀到10世紀的時代特點就是有大量佛教文章由梵語和巴利語被翻譯成漢語，同時，中國擁有了自己的佛經注疏，擁有了被理解為聖人啟示的道教文章、俗家弟子所寫的虔敬文章以及豐富的曆史和傳奇作品。此外，佛教的傳播還促進了“俗講”的發展，這種文體對中國本土敘事文學的形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26]
大部分產生於佛教和道教環境中的文章都是被收錄在大型的佛經、道經內集中流傳下來的，其中最早的經書集可以追溯到公元4世紀到5世紀。這種宗教文學的發展以及對大量複製文本的需求極大地促進了雕版印刷術的改進，這一點，我們在上文中已經論述過。保存至今的最古老雕版印刷品實物是公元704年至751年間印製在桑皮紙上的《陀羅尼經咒》。
早在公元2世紀甚至更早的時候，第一批佛經就被譯成了中文。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裏，不僅佛經譯文的數量增多，中國本土撰寫的釋文、注疏、僧人傳記和教義文章都開始大量增加。公元4世紀時，出身於儒學之家的僧人道安（314—385）就已經編輯出了一部佛典目錄，目的是整理和認定經典。這個目錄沒能保存下來，但是從生活在都城的高僧僧祐那裏，我們能夠了解到一些相關情況，他同時也為我們了解中國佛典編錄工作提供了一些最早的記錄。[127]我們無法確定究竟佛典的認定整理是否受到了道家經典編錄的影響，但有很多資料都顯示，無論是佛家還是道家，對經典的整理認定都是出於在儒家學說影響重新開始擴大的背景下為自己爭取合法地位的需求。但這兩家經典的來源並不一樣，佛教徒將佛陀在印度親口所說的話置於首位，隻是這些文本後來部分失去了相應的地位；而道教徒不僅收集某一個祖師說過的話，主要還收集神仙所授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