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新文化
關於詩歌的討論、唐朝與其他文化之間溝通的加強，尤其是因佛教的興盛引起的對語言音韻形式的思考，都對文學創作產生了影響。詩歌的形式及韻腳一開始隻是少數人關心的問題，到唐朝卻引起了更多文人的關注。這些文人希望自己的文學作品能夠得到官方的讚許和認可，以此換取功名利祿。
文學成就與社會地位、與功名的聯係，因帝王及其繼任者對文學越來越關注而變得更加密切。從東漢末年開始，很多統治者本人也是詩人，例如魏文帝曹丕（他的父親曹操和兄弟曹植也長於詩歌），公元6世紀在位時間不長的梁簡文帝蕭綱也是為人熟知的例子。這些帝王對文學的喜愛並不總是羸弱的表現，一些文學成就卓著的帝王或他們子嗣、手足的個性有強也有弱。習文的風俗始於漢朝宮廷，並一直被保持下來，統治者練習書法等技能不但成為這種習俗的關鍵性內容，同時也是個人魅力的體現，例外的隻有一些開國皇帝，特別是那些在馬上打天下的北方遊牧民族政權開國者。[1]
有一些統治者特別重視國家的文化教育。唐朝的第二位君主唐太宗（626—649在位）通常被認為是一位尚武的皇帝，但他在還是秦王的時候，就已經建立了一所“文學館”，而他本人也一直熱愛書法。他推崇“宮體詩”，但在個人化的詩歌創作中，他回避了前代人喜愛的男女私情的話題，而著力於詠物（“詠物詩”）。唐太宗關於詩歌及文學創作的觀點，與宮廷內長期以來注重文學的傳統是分不開的。唐朝有所延續了，但同樣也具有全新的文化特征，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國家重新統一、漢族與遊牧民族之間以及各地區之間相互融合的結果。但對唐朝文學創作的繁榮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還是一些文學家通過個人創作爭取認可的努力。[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