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空圖
公元9世紀末至公元10世紀初的某些文學潮流首先是謀求新的自我認識的結果。候補官吏和官吏階層的思想不再以中古早期的貴族傳統為根據，他們看問題的方法主要體現在提倡模仿古代質樸明晰文風的古文運動中。就像中國發生過的許多事件那樣，比起通過文本，對這場運動本身的理論性和綱領性的表述，更便於說明該運動。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詩歌被認為是詩人感情和思想的表達（“詩言誌”），但逐漸地也產生了這樣的觀點，即詩歌也可以被理解為某種藝術形式。唐朝時就已經有許多詩人讚同這樣的看法，但創造力強的時代在對藝術的觀察和思考方麵往往鮮有成績，唐朝也是如此。詩學和詩論的繁盛，要待宋朝和以後的幾百年。在理論發展的先行者中，司空圖（837—908）被認為是最成熟的一位。他首次簡練地表達了詩歌要從詩歌本身去理解的思想，提出嚐試不從單個詩人出發來確定詩歌的風格。[37]
史書中強調司空圖“哀帝弑，圖聞，不食而卒”的非凡行為，認為他體現了可被後輩視為典範的忠誠，但他真正的聲望來自他的文藝理論和文藝批評，其頂峰是由24首詩構成的《二十四詩品》。這種以詩歌為形式的文藝批評在中國並不鮮見，杜甫就采用過這樣的形式，元好問更把它發揮到了極致。
司空圖繼續發展前人已經發現的詩之味與食之味的類比關係（就像蘇軾後來表述的那樣），並提出“味外之旨”的說法。司空圖的美學裏還有兩種概念要強調，即“全工”和“全美”。前者指的是憑借任何媒介或體裁進行表達的能力，後者指的是作品從任何角度看都是美的。司空圖並不認同存在更好或更美的體裁的觀點。他以為，某種體裁或某種風格的作品是不是美的，完全取決於作者的功夫。他在《題柳柳州集後序》中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