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作為範式
雖然宋代文人清楚地意識到唐代的文學成就主要體現在唐詩的卓越上，宋代的諸文學流派都有了可為依據的唐代範式，但他們對待唐代文學的方式並不相同。官吏及候補官吏階層內部諸流派的形成也是這個階層尋求自我認識的表現。這個階層不被容許公開建立政黨，因此美學取向和文學範式上的認同成了重要的替代。
雖然文學總是以這樣的或那樣的方式與為官生活及上層社會的文化世界相聯係，但這並不意味著每個官吏都是文人。有的高級官吏並不會寫詩，但懂得寫詩的官吏往往享有特別的聲望，當然有時是在他們死後，特別是在其仕途並不那麽順利的情況下。文學作品常因不幸才得以產生，在被放逐或被貶謫到遠離京城的邊地途中寫成。相應地，在中國，藝術家和局外者的這兩種身份也常常相通，但即便是暫時地或持久地陷於不幸的文人，也仍舊保有國家秩序觀念和所屬階層的世界觀。[73]
就像宋代大部分知識分子那樣，那個時代的詩人嚐試把自己歸到某種久遠的傳統中，歸到某種不可爭辯的相繼或承襲的係統中。這一點在陳與義（1090—1139）《簡齋詩外集》序裏對宋代十分重要的“正統”概念的使用上就表現得非常明顯。陳與義認為，蘇軾和黃庭堅取法杜甫，這樣雖然保證了正統，即正確的相承關係，但兩人對正統的承襲都沒有完全成功，所以最好還是自己取法杜甫為宜。[74]
有些宋代詩人嚐試去模仿唐代詩人，有些則故意與唐代詩人作詩的方法相區別。他們要求某種與之相對的詩歌形式，還有些效法某個特定的詩人或是以他們為榜樣，但許多作者還是把自己以及自己的生活經驗作為詩歌創作的源泉。他們有時稱自己比任何唐代作者都更加接近諸現象的本質。麵對得到各方稱讚的唐詩，他們為自己的獨特性尋找根據，並為它辯護，但這種嚐試讓新式詩歌招致了同時代作者的貶低。[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