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為整體的概念的解體
中國的曆史上，在效法古代的時期之後，總會出現自覺本身獨特之處並因時而變的時期。比如西漢的東方朔就認為，他的時代正處在文化發展的頂峰。這樣的看法總還具有某種讚頌的味道，即肯定當前的狀態以至當下的統治者。有時，這種讚頌中也包含某種諷刺。某些讚頌也明顯包含著勸告色彩，比如《文選》第四十九卷所輯幹寶的文章，其中就強調了東晉時的繁榮以及當時所取得的成就。
此外，何為古，何為範式，人們對這一問題的看法並非不變。比如摯虞在其《文章流別集》中稱漢以前的作者為古，他主要是指《詩經》中的作者和屈原。在唐代，建安時期的詩人即為古，而宋代又以盛唐詩人為古。
在“法古”的觀點之外，總有這樣的看法，即任何時期相對其他時期都是一種變化，因而人們要求事物應當符合自己，要有自己的美學，而音樂總被用來說明這種變化。事實上，古代的統治者就已依具體的情況來改變音樂了。同時，在文學領域，總有觀點認為某些形式隻在某些時期盛行。比如明代胡應麟在《詩藪》中就提出詩在唐代已窮盡，這樣詞和曲才得以興起。漢以前，“變化”還沒有被等同於“變壞”，但此後，變化的概念便常與沒落和衰敗相連。古時已有相應的觀點可依，比如《左傳·襄公二十九年》中認為體現秩序與和諧的歌才是美的。
但漢亡後，關於固定秩序的信念就被嚴重動搖，特有規律，尤其是個體的風格受到肯定，不再被視為對國家秩序的危害。這些個性主義思想的萌芽不久又被遏止，以宇宙論為根據的美學假定凡文學皆為有秩序的世界的反映，並由此建立起一種詩學的基礎。這種詩學認為文學包含“道”，這種觀點在早期以柳宗元和韓愈為代表的、視詩文為文學組成部分的古文運動中達到高峰。之後，理學為其提供了理論基礎，這體現在宋代以來的許多詩學專著中。這些15世紀末至18世紀初提出的理論均受到了嚴羽《滄浪詩話》的影響，無論它們是讚同還是反對嚴羽的觀點。[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