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西方的推動
19世紀末，西方的思想、觀念及文學經不同路徑來到中國。中國的知識分子中，有的人由此獲得了新的啟發，有的甚至為西方範式而歡呼。王韜（1828—1897）是最早在中國傳播西學的學者之一。王韜初任職於上海某書館，其間幫助倫敦傳道會的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將《聖經》譯成漢語。此後，由於王韜曾與太平天國運動的代表有來往，被迫先於英國駐上海領事館尋求庇護，後於1862年10月逃往香港。在香港，他開始了與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的長期合作，並將中國經典譯成英語。譯書的工作部分是在英國進行的。其間，他還有遊記傳世。1872年起，王韜幫助建設香港的報刊業，並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30]
在外國，特別在日本、美國以及歐洲國家，年輕的中國留學生日益增多，他們詳悉這些國家的現當代作家的作品，並結識這些作家本人，然後將這些經驗帶回中國。[31]由此，西方的影響給中國帶來了新的變化。比如，周樹人（以筆名“魯迅”廣為世所知）和弟弟周作人[32]在日本時就曾翻譯過一些俄國及東歐國家的作品，但這些譯作幾乎沒有讀者。年輕的知識分子特別苦於中國所處的社會和文化危機，欲以西方的範式尋求出路，創造新文學。他們期望與全世界的思想與文學交往，使中國覺醒，得到拯救。他們把在中國老百姓中傳播通俗的語言及西方的理想看作是擺脫落後局麵的手段。他們中的多數人認為，隻有這樣才能複興中國。
在謀求吸取歐美文學及其形式的有識者中，最著名的當數梁啟超和王國維，他們是中國現代文學的早期開路者。[33]“百日維新”失敗後，梁啟超受到了在日本時的所見所聞的影響，認為中國政治的變革要以創立政治文學為前提。1902年，他撰文討論小說與政治的關係，其中說：“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梁啟超的出發點是，讀者“入於書中，而為其書之主人翁”，就能在道德上獲得教育，在政治上獲得成長。小說還應當幫助讀者擴充知識。梁啟超將凡爾納的《兩年假期》（Deux Ans de vacances）譯成漢語，名《十五小豪傑》， 1902年刊載在自己於橫濱創辦的雜誌《新民叢報》上，其動機當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