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藝座談會
在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期間，中國的文學領域也是四分五裂，雖然在當時的條件下，這種狀態並不能被認為是豐富多樣的體現。[212]很多作家去了由共產黨控製的解放區，還有一些作家留在由國民黨及其政府控製的城市裏，其中相當一部分是生活在上海和北京這樣的大城市中。[213]在上海，由於外國租界的保護，那裏甚至發展出了自己的抵抗文學和大眾傳媒業，並且直到1941年被日本占領前，都沒有受到什麽影響。那裏的幾個戲劇團體在開始的時候嚐試了一些現代的風格，並排演西方的戲劇。但由於經濟方麵的原因，同時也迫於政治方麵的壓力，他們很快又轉回比較傳統的表現形式及題材。重要的戲劇作家包括阿英（1900—1977）和歐陽予倩，他們的部分作品甚至被改編成了電影。這兩位戲劇家戰前就曾與著名演員梅蘭芳以及劇作家田漢探討將傳統元素引入現代戲劇的問題。
一些由外國人管理的上海報紙雇作家為自己的報紙寫專欄，這些專欄為讀者提供帶有批判性和愛國情緒的雜文，這一文體始於魯迅，受到了很多讀者的喜愛。日本占領軍當然希望能使文學向著對自己有利的方向發展，一些迎合日本願望的作家留在了被占領區，例如周作人。1937年，他沒有和其他同行一起離開北京，而是被日本人當作了宣傳工具，盡管周作人曾經辟謠，並和朋友、熟人保持著距離。當然，最著名的那些作家並沒有都被占領者利用，因為此前他們大多數就已經投向共產黨，或是在日本進駐的時候逃走了。
早在五四時期，隨著民族意識的覺醒，人們已經開始努力尋找與民族傳統的聯係。從20世紀30年代初開始，這個趨勢更加明顯。在抗日戰爭以及國內各種政治力量角力的時期，對傳統的挖掘意味著文學要背離的不僅是早期郭沫若的那種痛苦的自我，而是要從整體上告別現代的批判性自我。對於那些不能夠滿足放棄主體性要求的知識分子而言，這一點尤其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