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描寫的教化作用
雖然散文在中國古代文學領域的地位始終在詩歌之下，但它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有觀點認為，在公元前5世紀的時候，中國就已經有以口頭甚或書麵形式流傳的長篇英雄故事及敘事史詩，這種觀點能夠找到很多依據。但是從精英知識分子開始推崇儒學後，這種傳統就沒有再得到繼續發展，甚至遭到了有計劃的壓製。[52]《漢書》中記載了下麵這段話，說話者是將儒家學說提升到國家層麵的“設計師”董仲舒（前179—前104）：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53]
將傳說及英雄史詩與曆史相結合的做法雖然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有的，但出現得也相當早，如今我們能夠看到的文集都是由漢代那些接受過儒家教育並奉國家之命管理文學領域的人選編的，因而是與特定的興趣、利益聯係在一起的。從這些文集中，我們雖無法馬上確定早期英雄史詩的存在，但也能夠推斷出來。
但也有觀點反對早期曆史小說的存在，且認為流傳下來的史書以及曆史的或偽裝成曆史的小說，都是建立在悠久的、帶有說教性質的曆史故事傳統之上的。[54]我們能看到許多不同的著作之間存在非常複雜的情節關聯，這幾乎可以讓我們認為在這些帶有說教意味的曆史故事前，肯定曾有過口頭或書麵形式的傳說或史詩。另外一個證據就是這些文本中引用了大量人物會話，這些會話或完整引用，或摘取片段。由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演說傳統在中國是曾經存在過的，隻是這種藝術後來走上了一條不同於西方的發展道路。[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