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來分享經濟似乎要將部分企業和政府現有的工作都變成不同形式的靈活的自由職業。為了知道在這一場數字技術的影響下，哪些行業可能麵臨更大規模的勞動力轉化以及為什麽，我們首先需要將這場向按需工作轉變的過程與其他兩個方麵因素聯係起來，這兩個方麵因素在過去的幾十年裏在勞動和技術等領域引發了主導性的討論。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外包的普及率顯著增長。近來，數字科技帶動的自動化吸引了持續不斷的關注——在某些情況下還引起了恐慌。
外包
外包是指某公司使用的內部勞動力（包括雇員和其他簽約工作的人）和該公司屬於不同的國家。在過去的幾十年裏，越來越多的工作崗位都轉移到境外去了。通常，外包的動機是降低成本，有時也是為了利用一個新的人才庫。此外，外包有時也有稅收優勢。黃書儀（Shu-Yi Oei，音譯）和黛安·林（Diane Ring）最近的一項研究強調，把分享經濟硬插入到現有的經濟類型時，除了會產生監管乏力，在分享經濟平台上同樣會導致類似的稅收合法性和監管空白問題。[76]
由於很多原因，要想知道能反映出外包規模的準確數字非常困難。其中一些原因解釋了隨著分享經濟不斷增長我們可能會遇到評估的挑戰。雖然有些工作可以被追蹤（例如，信用卡呼叫中心的全職工作從美國轉移到了印度），而另一些工作卻不容易被追蹤，不是因為工作本身的問題，而是特定的組件被外包了出去。比如，工作本身發生了變化，在Upwork、Fiverr等平台上逐漸分解成數以百計的任務，要想計算出其中外包工作占了多大比例，幾乎是不可能的。
即便如此，還有兩件事我們可以相信。首先，隻有一部分工作可以被外包。第二，高度外包化的工作隻占美國就業市場的一小部分。這兩點是由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家艾倫·布林德（Alan Blinder）通過高度準確和深刻的思考總結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