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賦稅製度，大體也是由唐代兩稅製沿下，我們不再詳講。隻講一點較重要的。
本來兩稅製度，把一切賦稅項目都歸並了，成為單一的兩稅。租庸調是三個項目分列的，對田地有租，對丁役有庸，對戶籍有調。讓我們眼前淺顯舉例。譬如台灣省政府征收農田米穀，這是“租”；要台灣民眾義務服役，修機場、道路、水利工程之類，這是“庸”；糖是台灣土產，政府要台灣一地貢獻多少糖，由民間攤派，按家分出，這是“調”。兩稅法則把這三項全並人田租。因此田租額增高了。政府收取田租之後，如要修機場、築道路，應由政府出錢自雇工役。如政府需要糖或其他物品，也應由政府出錢自買。政府向民間收稅，則全歸入一個項目下。這樣過了多少年以後，這辦法便出了毛病。晚唐時代軍事時起，軍隊到了一地方，依舊要民眾幫忙如修路之類，又要征發地方特產。如台灣出糖，別處軍隊到台灣來，便不想自己買糖，卻向民間要。他們認為這些是向來如此。他們卻忘了原來這些“庸”與“調”早已包括並在兩稅裏，把民間田租加重了；現在又要地方出勞役，出土貢，那豈不是民眾又增加了負擔嗎？這一種可有的流弊，在唐代改行兩稅製時，早有人說到；因當時單圖稅收便利，信不及。到後來卻逐步實現了。
更重要的還有一點。在漢代，中國本有地方自治組織，其首領稱三老，三老之下有嗇夫、遊徼。三老是掌教化的，嗇夫主收田租，遊徼管警察盜賊。他們都代表地方，協助政府。這一製度，到隋唐便沒有了，變成有名無實。到了五代時候，軍隊每到一地方，要地方出力役，出貢調；那些本來早不在國家規定的製度裏，於是臨時就得找地方領袖，向他們要房子，要稻草，要馬料，要用具，要壯丁，要給養。這明知道不好辦，但也得勉強辦。軍隊常川來往，這些地方領袖就變成專是對上辦差。地方行政官卻感到有此一種人，又省事，又易督責；於是即使地方上沒有這樣人，也硬要舉出一個兩個來。軍隊像水一樣的流，到了某地就要派差；所以辦差的辦上三五年，家私就垮了。一個垮了，再找另一個。以後即使沒有軍隊需索，地方長官也依然沿著舊習，仍要地方照常辦差。這樣就變成地方又多了一筆負擔。而更壞的是使地方上沒有一個能興旺的家。興旺了，派差便輪到他。這是宋代之所謂“差役法”。宋代之差役，也如秦代之戍邊，都是由前麵曆史沿襲下來；政府沒有仔細注意，而遂為社會之大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