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講政治製度，有一些確實是製度，有一些則隻能叫做事件或法術。製度指政治而言；法術隻是些事情或手段，不好說是政治。大抵製度是出之於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製度。而法術則出之於私，因此沒有一定恰好的節限。所謂方法與權術，二者之間，當然又不能仔細分。而且一個製度之成立，也當然有許多複雜關係，總不免夾帶有當時一些私意的。要說建立一製度，而絕對地大公無私，不僅古代曆史未之有；就是將來的曆史，要說一個國家建立某項製度，而絕無人事關係，絕無私心夾雜，恐怕這希望也還遠。不過公私之間該有分量的輕重。
現在再說中國曆代政治製度究竟是出於公的多呢？還是出於私的多？究竟法術的意義重呢？還是製度的意義重？論漢代，西漢可說是製度，東漢則多半出於光武的私心。論唐代，確實可說在建立製度；而宋代，則有許多隻算是一種法術。明代，有許多隻能說它是一些事，不能說它是一些製。尤其是清代，可說全沒有製度。它所有的製度，都是根據著明代，而在明代的製度裏，再加上他們許多的私心。這種私心，可說是一種“部族政權”的私心，一切由滿洲部族的私心出發，所以全隻有法術，更不見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