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兵製是全國皆兵的。在西方，直到近代普魯士王國在俾斯麥為相時，曆經了不得已的壓迫，才發明這樣的製度；而我們在漢代也就早已實行了。一個壯丁，到二十三歲才開始服兵役。這一規定也有其內在的意義。因為二十才始成丁，照理可以獨立耕種。就農業經濟言，無法多產，隻有節用。所謂“三年耕，有一年之蓄”。照一般情形論，年年豐收，是絕對不會的。平均三年中，總會有一個荒年。來一個荒年，儲蓄就完了。倘使三年不荒的話，六年就該有二年之蓄，九年就該有三年之蓄。而農業社會，也絕對不會連熟到九年以上，也不會連荒到三年以上。一個壯丁，二十受田，可以獨立謀生，但要他為國家服兵役，則應該顧及他的家庭負擔。所以當時規定，從二十三歲起；照理他可以有一年儲蓄來抽身為公家服役了。這一製度，不僅是一種經濟的考慮，實在是一種道德的決定。
我們講曆史上一切製度，都該注意到每一製度之背後的當時人的觀念和理論。政治是文化中重要一機構，決不會隨隨便便無端產生出某一製度的。在漢初，政府中人，本來大部由農村出身；他們知道民間疾苦，所以能訂出這一法規。近代的中國人，往往蔑視自己已往的政治傳統，又說中國沒有成套的政治理論，沒有大的政治思想家。當然在中國已往著作裏，很少有專講政治理論的書，也很少專以政治思想而成名的人物。這並不是中國人對政治無理論，無思想。隻因中國讀書人多半做了官，他們對政治上的理論和思想，早可在實際政治中表現；用不著憑空著書，脫離現實，來完成他書本上的一套空理論。於是中國人的政治理論，早和現實政治融化合一了。否則為什麽皇帝和宰相定要分權呢？為什麽仕途必經察舉和考試呢？為什麽田租該力求減輕呢？為什麽商業資本要加節製呢？為什麽國民兵役要到二十三歲才開始呢？所以我們要研究中國已往的政治思想，便該注意已往的政治製度。中國決不是一個無製度的國家，而每一製度之後麵，也必有其所以然的理論和思想，那可輕輕用“專製黑暗”等字麵把來一筆抹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