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從道、鹹以後，滿洲政權開始崩潰，思想界又漸萌生機。但那時已是西力東漸，鴉片戰爭之後，繼以太平天國，中國陷入一長時期的外來壓迫與內在**。直到今天，已逾一百年，思想上卻依然沒有一新生。在這長時期中，思想新生之遲未到來，也有幾個理由。
在思想史上，某一時期的思想到達了**，其後必然要繼續一段時期的停滯與醞釀，而轉變，然後接著是第二個新思想時代之來臨。中國思想史上，輪得上最**的共有三期。最先是先秦諸子，兩漢則在停滯醞釀轉變中。第二是佛學傳入，直到隋唐始達最**。晚唐、五代、北宋前期，又在停滯醞釀轉變中。宋、明理學可算第三**，晚明諸遺老，正如先秦末期之荀卿、老子、韓非，以及《易係》、《中庸》、《大學》、《禮運》一輩作者，又如佛學之有禪宗、華嚴，指示出這一**之盛極而衰。清代又是一停滯醞釀轉變期。就以往過程論，此一時期亦不得謂甚長。
西方思想之傳入，應該與近代中國思想之新生一大刺激，但與佛學傳人有甚大之不同。佛學是純宗教的，專偏出世，不牽涉政治社會一切現實問題。因此南北朝、隋、唐，一麵是佛學思想廣泛流播，一麵在政治社會一切現實措施上，卻大體因襲兩漢舊規模，不致有根本上的翻動。近代西方思想，其關於宗教教理者，在中國始終未發生深沉之影響。而其關涉政治社會現實人生之種種理論與措施，則更為近代中國人所注意。惟此種種理論與措施之底裏，或說源頭處，則另有一更深遠更內在的曆史文化之整體精神作背景。在我們沒有把握到西方此一曆史文化之整體精神而真切了解之以前，專從其浮顯在外層，或流漫到末梢處的種種現實問題上來作枝節之認識與模仿，則往往知其一不知其二，見其貌未見其心，而匆遽硬插進中國思想之原有體係中來，更易引生波折，增添混亂。此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