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兩漢學術者，莫不謂其尊孔子，崇儒術。自漢武黜百家立《五經》博士而經學盛，至劉歆而經學有“今古文”之爭。此昔人之說然也。
皮錫瑞《經學曆史》：“今文者，今所謂隸書。古文者，今所謂籀書。隸書漢世通行，故當時謂之今文。籀書漢已不通行，故當時謂之古文。許慎謂孔子寫定《六經》，皆用古文。然則孔子與伏生所藏書，亦必是古文。漢初發藏以授生徒，必改為通行之今文，乃便學者誦習。故漢立十四博士，皆今文家。而當古文未興之前，未嚐別立今文之名。《史記·儒林傳》雲：‘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乃就《尚書》之今古文字而言。而魯、齊、韓《詩》，《公羊春秋》，《史記》不雲今文家也。至劉歆始增置《古文尚書》《毛詩》《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學官，必創說解，後漢衛宏、賈逵、馬融，又遞為增補以行於世，遂與今文分道揚鑣。”
第溯其源，考其實，則孔子之時，既未嚐有經，漢儒之經學，非即孔子之學也。若今古文之別，則戰國以前，舊籍相傳，皆“古文”也。戰國以下，百家新興，皆“今文”也。秦一文字，焚《詩》《書》，古文之傳幾絕。漢武之立《五經》博士，可以謂之古文書之複興，非真儒學之複興也。逮博士既立，經學得誌，利祿之途，大啟爭端。推言其本，則《五經》皆“古文”，由轉寫而為“今文”；其未經轉寫者，仍為“古文”。當時博士經生之爭今古文者，其實則爭利祿，爭立官與置博士弟子，非真學術之爭也。故漢武以上，“古文”書派之複興也。漢武以下，“古文”書派之分裂也。而其機捩皆在於政治之權勢，在上者之意旨，不脫秦人政學合一之遺毒，非學術思想本身之進化。雖謂兩漢經學僅為秦人焚書後之一反動亦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