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開始寫新解，是在西元一九五二年〔一〕之春末。那時學校在桂林街。我開始講論語一課，講堂上有許多旁聽的，此刻我們圖書館館長沈燕謀老先生也是其中之一。沈先生攜有一本美國新出版某氏的論語譯本作參考。他說：他將逐條筆記下我所講與此譯本不同處，將來彙齊寄與原譯人資其改正。但聽過幾月，沈先生的筆記停了。他說：相異處太多，除非從頭另譯。我為此，打動了我作新解的念頭。
普通讀論語，總是讀朱注。但朱子集注成書，距今已過七百年，有些我們應該用現時代的語言和觀念來為論語作新解，好使人讀了親切有味，易於體會，此其一。清代漢學盛興，校勘、訓詁、考據各方麵，超越前代甚遠，朱注誤處經改正的也不少，我們不應仍墨守朱注，此其二。各家改訂朱注，亦復異說紛歧，我們應折衷調和以歸一是，此其三。我立意作新解，主要用心，不外此三點。
〔一〕原文為「民國紀年」。下同。——編者注我刻意想寫一通俗本，用最淺近的白話來寫，好使初中以上學生人人能讀。為求簡要，把漢學家緊稱博引的舊格套擺脫了，雖亦博綜諸家，兼釆羣說，但隻把結論寫出，沒有枝葉煩瑣。我又模仿西方人繙譯新舊約，把論語各章全用白話繙出，好使讀者看了一目暸然，更無疑義。這是我寫新解的體例。先列論語原文，其次逐字逐句分釋，又其次總述一章大義，最後是論語本文的白白白話繙譯。
王貫之先生知道我草創新解，每兩週便來把我寫出的幾章要去，分期刊載在他主編的人生雜誌上。但我寫了些時便停止了。一則沒有整段的閒暇供我撰寫，時作時輟，精力浪費，亦甚苦痛。二則我開始感到此書要力求通俗，也有弊病。遇義理精微處，定要用通俗白話來寫，勢難簡潔，而且亦勢難恰當。文字冗長，反不能開人思路，引人入勝，又不能把精微處扼要確切地表達。我想不如改用平易淺近的文言，收效會更好些。好在能讀論語，其人瞭解文字之水準，必有相當基礎，我不應在力求通俗上著意。因此我想待把捉得一段假期清閑，竟體改寫。這一擱卻擱下幾年，我的冗雜有增無減，始終沒有一段清閒的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