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我想講一些有關我所寫論語新解的事。這一部書，希以諸位都能仔細讀，能不止讀一遍。普通一個有高中程度的青年，讀我新解應亦沒有什麼困難。諸位倘使要自己受用，細心讀任何一條，皆可有所得。但若欲作深一層的研究，則亦可愈求愈深。我今天要講我自己注此書之用心用力所在。我們讀任何一書，皆應懂得著書人之用心用力處。如讀孟子、史記，即應懂得孟子、太史公用心用力在何處。各人著書用心用力有大小、高下、深淺之別，此即其書價值分別所在。
二
普通說，注論語，應義理、辭章、考據三者兼顧。實則注論語最應重義理，此層無須多論。
但自清代考據之學大盛以後，乃輕視宋儒，而有漢、宋之爭。「五四」以後，照理治學應轉重義理，但當時人卻重考據，主張以考據方法整理國故，因此重漢學而輕宋學。此一態度實頗不當。
乃亦有薄考據而專講義理者，起而為敵，實際仍不免是一漢、宋之爭。
訓詁乃講古今語之意義分別，實為考據之一部份。考據本意，原在發揮義理。清人說：「訓詁明而後義理明。」此語亦是。惟訓詁字義乃在求此一字之原來意義，而有甚多字卻不能據訓詁來講。如論語「仁」字，隻能直接以義理求之，而阮元用考據方法來寫論語論仁篇，到底得不到結論。朱子注「仁」字，說為：「心之德，愛之理。」此乃把義理作解釋，此乃哲學，非考據。
再說到辭章之學，亦與訓詁之學有不同。訓詁、校勘皆是考據，但有若幹字可有幾個義可講，此等處須從辭章來作抉擇；所謂「文從字順各識職」，此乃辭章之學。講訓詁者認為積字成句，一字一字識得其義訓，便可通得此一句。不知從辭章講，卻須通得此一句，乃始識得此一字之義訓。朱子在考據、訓詁、校勘方麵，所下工夫皆甚深，有些處遠超清人。又因宋時古文甚盛，故朱子亦兼通辭章。清代惟桐城派講求古文，始知從一句來識一字之訣竅。但桐城派古文家，又多不注重考據之學。惟論語集注，乃能兼訓詁、辭章之長而來講義理，所以為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