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天保元年（1830）起，農業連年歉收，尤以1835、1836年為嚴重。全國農產品收獲量不足常年的40%，東北、奧羽受害最大。而統治階級窮奢極欲，正像大鹽平八郎起義檄文說的，“達官要人之間，賄賂公行，甚至不顧道德仁義，以內室裙帶之緣，奔走鑽營，得膺重任。求一人一家之私肥，課領內百姓以重幣。多年來百姓於年貢諸役，本已極難應付，今再遭此搜刮，民用日益枯竭……下民之怨，告訴無門，遂相率成亂”[254]。
據黑正岩《農民起義年表》統計，天保14年時間，農民起義每年平均為11.21次，其中1833年56次，1836年67次。規模大者有：天保二年（1831）長州藩農民反對“國產會所”[255]的暴動；天保四年（1833）姬路藩7000農民反對米價高漲的暴動；天保五年（1834）陸中、陸奧的八戶領6000農民要求減輕租稅反對重稅的鬥爭（強訴）；天保七年（1836）甲州郡內因歉收米價高漲，農民掀起暴動。暴動從7月開始，起義農民手持武器，搗毀糧店、典當、綢緞莊、布莊等500所，參加起義的農民達1.8萬至1.9萬人。
天保十三年（1842）近江起義規模最大，4萬農民反對清丈土地，手持竹槍、鐮刀進行戰鬥。幕府勘定（財務官）市野茂三郎最後被迫答應延期清丈。當統治者質問農民為什麽暴動時，農民答道：“為免遭非命……披星戴月，日夜勤耕，還不足以養父母妻子。幾年來，一再丈地，更陷於窮困，今又來清丈，若聽之任之，隻有餓死一途。”[256]可見農民對官府的掠奪，已到無法忍受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