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祿時期文藝以京都（上方）為中心，以町人為其主角。享保（1716—1735）時期起，江戶日趨繁榮，文藝中心移到江戶，市民的享樂氣氛更濃厚起來。作品的文學水平不高，多數是庸俗趣味，但衝破封建理學的束縛，敢於說出人性和市民的心情。甚至把古聖賢和教祖當作諷刺對象，[264]說明時代的轉變和曆史的進展。
小說方麵，前代已見萌芽的風流小說、傳奇小說、滑稽小說、言情小說及連環畫合訂本等，到文化、文政年間（1804—1829）日漸繁榮。風流小說[265]，代表作有山東京傳（1761—1816）的《傾城買四十八手》（嫖娼四十八著）、《通言總籬》（描寫江戶吉原名為“總籬”的大妓院街）等，言辭**，沒有文學價值。傳奇小說[266]，代表作有上田秋成（1734—1809）的《雨月物語》（描寫鬼怪）。滑稽小說[267]，描寫卑俗，有的也奚落孔孟之道。代表作有十返舍一九（1765—1831）的《東海道中膝栗毛》（《東海道上行腳》）、式亭三馬（1776—1822）的《浮世澡堂》和《浮世理發館》，都以江戶時代平民生活為對象。連環畫合訂本[268]，代表作有柳亭種彥的《邯鄲諸國物語》《偐紫田舍源氏》。言情小說[269]，迎合社會**靡之風，格調鄙俗。代表作有為永春水（1789—1843）的《春色梅曆》《風月花情春告鳥》。
詩歌方麵，自鬆尾芭蕉之後，俳諧日趨庸俗。到與謝蕪村（1716—1783）時，以畫家的才能，使俳偕具有詩中有畫的風格，雖沒有恢複芭蕉的素樸情調，卻帶有空想的傾向。19世紀初，農民出身的小林一茶（1763—1827）在流浪的生涯中，表露了對弱者的同情。
川柳[270]，形似俳句，風格自由，以柄井川柳（1718—1790）的《柳樽》為知名。
狂歌[271]，和以前文雅而好講理的京都狂歌不同，此時是輕妙灑脫的江戶狂歌。代表作家有唐衣桔州、四方赤良、朱樂菅江所謂“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