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上半葉，幕藩進行的天保期改革，是幕藩領主在封建危機下企圖挽救其垂危統治的一次重大改革。在改革中，西南幾個藩適應萌芽期資本主義發展的一些政策，取得了成就，形成了所謂“強藩”，這就為以後封建統治階級指出了新的政治方向，也為他們培養出一批重要的領導骨幹。幕府和諸藩在開港後進行的安政期改革（1854—1859）是吸取天保改革的經驗教訓，為應付開港後的危機而實施的。幕府天保改革失敗後，到美國侵日的1853年，老中阿部正弘開始采取較開明的政策，[48]但繼任者井伊直弼又推翻阿部的一切改革，使政治更反動化，[49]進一步促進幕藩體製的危機。西南諸藩在外國侵略勢力壓迫下，認清幕府的衰弱無能，繼續亟謀自強。長藩改革派通過扶植豪農村吏層，掌握農民的商品生產，征募農民，改革軍製，在和藩內上層武士鬥爭勝利，掌握了藩政的同時，破除身份限製，選拔人才，取消特權商業行會，保護農民商業，將豪農的獻納，用到本地治水及救貧事業，以緩和領內階級鬥爭，由此渡過了危機，在“舉藩一致”的口號下，加強了藩的實力。[50]薩藩以軍事工業為中心，積極發展了領內一係列的藩營企業和對外貿易，[51]農業上雖仍以農奴主的上級鄉土為中心，剝削農民，維持落後的生產方式，但由於它位置在日本的最南端，經營外貿和接觸外國資本主義勢力最早，所以也容易在發展工商業方麵實行改革。土佐藩也是在外力壓迫下開始改革的，政策上接近長藩，如獎勵農民商品生產，改特權商人專賣為征稅，實行重商主義，由藩統製藩內外貿易，排除門閥，提拔人才，建立民兵，改革軍備，設鑄炮場、造船所等，力謀富強。[52]肥前藩的改革接近薩藩，軍事性和農奴製性格較強。[53]安政年間幕府和西南強藩改革的特點是為應付國內封建危機和外壓，繼續在自己領內鞏固領主土地所有製，進行軍事改革，並采取了一些重商主義政策，自上而下地適應商品經濟發展的趨勢。這樣，處在後進中間地帶的西南諸藩，不待領內條件的成熟，就通過改革，加強了政治經濟力量，建立了新的軍隊，在維新前形成強大的政治勢力。藩政改革本來限於藩內，但開國後形勢變化了，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進攻，是以日本全國為對象的。因此任何一種改革，已不可能局限於一藩，要抵抗外力，應付政治上、經濟上早已成為全國性的問題，歸根到底，沒有一個強大的統一國家的權力是不行的。當時日本沒有發展到具備建立近代中央集權國家的前提，在新興的強藩中，最普遍的改組政府的願望是以改革派諸藩聯合參加政府的形式來代替幕府獨裁。[54]但1858年（安政五年），幕府保守派老中井伊直弼因屈辱簽訂日美通商條約，受到攻擊，發動了鎮壓改革派的“安政大獄”，這一改組幕府的企圖被根本否定，第二年日本被迫開港，改革派領導人物吉田鬆陰、梅田雲濱及橋本左內等被幕府處死，打破了上層武士中“雄藩合議，改革幕政”的幻想。開港後人民和下級武士生活更惡化，城鄉起義暴動驟增，危機下“尊王攘夷”思想開始帶上反幕府反侵略的革命傾向，成為支配改革派誌士的思想，“改革派”變成“尊攘派”，鬥爭的主流便由藩政改革轉向全國性的尊王攘夷的運動。這是鬥爭形勢的第一次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