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史研究中有一種意見認為，“把一切變革都視為階級鬥爭乃是馬克思主義的基礎命題，不論在什麽樣的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曆史中，也不曾有過由封建的統治者集團的末輩——下級武士，站在它的先頭來進行的那樣的資產階級革命”[168]。持這種意見者似以“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這一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作為其論斷的依據。但曆史上許多問題往往是複雜的，“剝削的存在，永遠會在被剝削者本身和個別‘知識分子’代表中間產生一些與這一製度相反的理想”[169]。對幕末下級武士的情況便須進行具體的分析。
遠自16世紀末豐臣秀吉實行兵農分離政策，日本的下級武士便大都住在城市裏。他們參與剝奪農民剩餘勞動，處於最不利的地位。商品經濟發達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隻能從領主手裏領取一定數量的祿米。據估計，武士的平均收入為35石以下，和農民的經濟水平不相上下。[170]每當領主財政困難時，首先犧牲他們的利益，大批削減俸祿，甚至隻給祿米的一半（半知）。以至於有些下級武士的生活困苦到“冬穿單衣夏穿棉，無處安身，借居陋室，比下賤者猶不如”[171]。開國後物價暴漲，經濟混亂，下級武士又首當其衝，以致根本無法指靠武士的收入養家活口，他們不得不另謀生路。德川時代的國學者大江季彥在《經濟評論》中說，“俸祿菲薄之士，賴手工製作以給不足。以一人15俵之祿米，養五六口之家，何以為生？如日唯習武，荒於製作，則餓死外別無良策”[172]。福澤諭吉對豐前（今大分縣）中津藩下級武士的生活，也做了同樣的記述：“家中如有三五兒女或老人，歲入即不足以供給衣食。故家人凡堪力役者，不問男女，或做手工，或事紡績，唯艱辛以為生計。雖謂‘兼業’，實則以兼業為本業，反以藩之公務為兼業也。”[173]《甲子夜話》中所說的“米澤的筆，長門的傘，鍋島的竹笠，秋月的印盒，小倉的油布雨衣”[174]等，都是下級武士的副業產品。據大島昭在《仙台藩下級藩士的手工業者化》一文中所做的研究，在仙台藩“幾乎全部下級武士都兼營手工業”[175]。佐久間象山在其上書中也說，從事手工業者“武家之中過半數矣”[176]。可知這種現象是十分普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