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商船從揚州出發到日本的不在少數，其路線有南北二條。南路是從揚州的新河（瓜洲運河）入長江，至常熟的黃泗浦出海，或至蘇州的鬆江口出海。橫渡東海往日本記載黃泗浦出海的文獻是《唐大和上東征傳》：“和上於天寶十二載十月十九日戌時從龍興寺出，於江邊為二十四沙彌受戒。訖，乘船下至蘇州黃泗浦（據安藤更生研究疑常熟黃泗浦）。”[139]記載蘇州鬆江口出海的文獻是《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九日得蘇州船上唐人江長，新羅人金子白，欽良暉、金珍等書雲：‘五月十一日從蘇州鬆江口發往日本國……’”[140]唐宋時代常熟、蘇州一帶是長江的江口。[141]
北路是從揚州循江北大運河到淮河南岸的楚州（今淮安一帶，屬揚州府），再從楚州出淮河口北上，沿山東半島到最東端的登州文登縣赤山莫琊口（山東靖海灣附近），直渡黃海到新羅（朝鮮東南小國）西熊州西界，再沿朝鮮半島，東南下往日本。[142]當時中日民間貿易主要是唐商船往日本，日商到中國的很少，即使到中國經商也是雇傭中國船：“書中又雲：‘春大郎、神一郎等乘明州張支信船回國也。來時得消息，已發也。春大郎本擬雇此船歸國，大郎往廣州後，神一郎將錢金付張支信訖，仍大郎上明州，船發去……’”[143]在中日民間貿易中，新羅人金子白、欽良暉、金珍和唐人張支信、張蒙、李鄰德、張公清、李延孝等的商船起著積極作用。如847年（日本承和十四年，中國大中元年）入唐求法僧圓仁是搭乘金珍商船回國的。[144]圓珍是853年（日本仁壽三年，唐大中七年）搭乘欽良暉商船入唐的。[145]
隋唐是繼秦漢之後中國大統一的時代，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文化光輝燦爛，贏得周邊各國特別是日本的傾慕。日本從原始時代就吸收先進的中國文化，自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年）七月聖德太子派遣第一次遣隋使[146]以來，日本以遣隋使、遣唐使的名義派遣使節團不斷來中國學習以改變自己的落後麵貌。隋唐是日本大規模引進中國文化，掀起向中國學習**的時代，而在這光輝的一頁中，國際大都市揚州所占的地位極重要，揚州地處南北交通要衝，是中日交通南北兩路的起點，也是中後期遣唐使進京的跳板，它在經濟和文化上給中日文化交流起了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