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3年（唐開元二十一年，日天平五年）日本奈良興福寺僧榮睿、普照奉舍人親王之命，隨第十次遣唐使入唐，招聘精通戒律的高僧赴日傳戒。他們經過多方努力，聘請洛陽大福先寺道璿律師赴日，但道璿的名聲不大，不夠理想，後聞當代律宗高僧鑒真（688—763年）在揚州大明寺講律學，若能請他到日本傳戒則最為理想；同時揚州又是出海城市，將來可以從這裏回國。於是天寶元年（742年）冬十月，榮睿、普照與鑒真的弟子道航（當時宰相李林甫之兄林宗的家僧）攜帶李林宗給揚州倉曹（專司漕運）李湊的書信，循江北大運河而下，來到揚州。當時鑒真55歲，正在大明寺為眾僧開律講。
為什麽日本要招聘鑒真赴日傳戒呢？原來進入8世紀以後，大化革新之後建立起來的“公地公民製”開始動搖和崩潰，農民經受不起剝削和壓迫，紛紛逃離土地投身或依附於寺院。寺院勢力的膨脹和僧侶的增多，不但影響了朝廷的財政收入，還影響了兵源。於是朝廷便一麵下令禁止自度、私度以防僧侶泛濫，一麵打算建立一套僧侶自律製度，要像中國那樣“若有不持戒者，不齒於僧中”[173]。在此種情況下，元興寺隆尊提出建議，盡快建立受戒製度並向大唐招聘戒師。這個建議得到了當權者舍人親王的支持，派遣榮睿、普照兩僧入唐，招聘精通律學的高僧來日本設壇授戒。
榮睿、普照抵達揚州後，立即到大明寺拜謁鑒真，邀請他赴日弘法。鑒真問在場的眾僧，誰能應此遠請？眾僧都保持沉默。鑒真見無人願去，便慨然說：“是為法事也，何惜身命？諸人不去，我即去耳。”[174]於是大家願同心隨鑒真前去，榮睿、普照的夙願終獲實現。從此以後鑒真開始了世界史上罕見的驚心動魄的東渡，五次渡海失敗，至天寶十二年（753年）的第六次方始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