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在革命運動中麵臨兩大矛盾：一是他與清朝及執掌北京政權的北洋軍閥間的矛盾，即共和主義及體製與封建專製及軍閥獨裁的矛盾；二是他與帝國主義列強間的矛盾，即侵略與反侵略間的矛盾。孫中山在革命運動中將國內的矛盾作為主要矛盾，而將與列強間的矛盾作為次要矛盾，並將它當作解決國內矛盾的一種手段。這使孫中山與列強間的關係不同於其對列強侵略本性的認識。
孫中山的共和思想深受歐美諸國的影響，在意識形態方麵兩者間存在著共同點。從這個角度來說，孫應接近歐美，歐美諸國也應支持他的革命運動。孫在歐美先後居住五年之久，極力謀求援助；但歐美諸國對他置之不理，孫也就無從得到他所指望的援助。與此相反，孫在其思想形成的過程中受日本的影響較少，且其共和思想和日本近代天皇製是難以相容的；但其革命運動與日本的關係卻甚為密切。孫在日十餘年，將日本作為領導國內革命運動的基地，除1919至1922年的短暫時期之外，他始終期待日本的支持。他的期待和要求有時得到了日本政府、軍部及民間人士的響應，從而獲得了各種形式的援助。這種情況反映了孫日關係和孫歐美關係在意識形態和實際行動上相反的矛盾現象。
近代中國與日本處在侵略和反侵略的矛盾關係中；孫日關係是近代中日關係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在侵略和反侵略的關係中展開的。叩開中國門戶，侵略中國的第一個國家是英國，但中日甲午、日俄戰爭後，日本取代英國，成為侵略中國的最危險的國家。孫中山的革命運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日本侵略中國的直接產物。其革命首要的對外任務是反對日本的侵略，廢除與它締結的不平等條約，收回被侵占的國土，但孫中山從1895年籌備廣州起義時起就對日本寄予期待，希望日本從財政、武器、人力上支持其革命，並企望依靠這種援助來完成對內的革命任務。這是極為矛盾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