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藏《各國內政關係雜纂——中國之部·革命黨關係》第16卷，1915年3月14日孫中山致函日本外務省政務局局長小池張造，並附上《盟約案》。
該函用日文撰寫，其中寫道：日本政府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之所謂日中交涉事件，乃以日中親善及東亞和平為談判之目的者。此點與不肖所倡尊之主張相一致，雖欣喜不已，至於貫徹此目的之手段方法，則不能不使人失望灰心，誠所不堪焦慮者也。且如欲求東亞之和平，則舍實行真正之日中提攜以外，決無其他途徑”；“惟關於交涉事件，對於將真正提攜問題置之度外且缺乏誠意之敝國政府當局，采取始終一貫之強硬交涉，將出現可悲之事實，至為明顯，此與吾人最終目的之日中提攜之本旨相背離之手段，不肖等至感遺憾”。“欲得鞏固之同盟，嚐起草如左之《盟約》草案，秘密就教於貴國之有司焉。從今日之形勢，欲實現如此理想，雖屬不易，然今日世界大勢動亂、歐洲戰局變化極大之秋，更是需要日中提攜不可一日或緩之際。”因此，應“盡一切方法以挽回局麵”“茲謹披瀝滿腔之誠意，以請教於閣下”。
《盟約案》有11條，其內容與《中日盟約》基本上一樣。
致小池函、《盟約案》和《中日盟約》這三者皆用毛筆書寫，三者之筆調、筆法頗為相似，國內外學者對其真偽判斷雖有分歧，但公認三者出自一人之手。這便說明三者有內在聯係，對其中一個原件的甄別牽涉到其他原件。
下麵試列舉考證致小池函和《盟約案》的若幹可循途徑。
（一）函原件的右上角附有“王統一”三個字的名片，名片左側用毛筆寫有“大正四年（1915年——筆者注）三月十四日王統一持參”的毛筆字。這就是說此函是3月14日王統一遞上來的。這是考究該函的物證。王統一的原名為王統，是海軍軍官，這一時期與孫的關係較密切。我們應該進一步考察這時他是否使用過此種名片？是否係王的真正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