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洲租借”問題是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與日本關係中的一大懸案。日本學者對此做了大量研究，[1]國內的一些論著也有所涉及。這裏先回顧一下此問題的提出和日本學者對此的研究。
首先提出此問題的是山田純三郎。他在1943年出版的《森恪》一書中作為回憶陳述了此問題。他說，1913年夏天二次革命爆發後，在東京的森恪致電山田，稱如孫把滿洲割讓給日本，日本則提供裝備兩個師的武器和現款兩千萬日元。山田與宮崎滔天商議後兩人赴寧，與孫和胡漢民談了此事。孫與隔屋的黃興協商30分鍾後，表示同意。山田把孫的意思打電話告訴在東京的森恪，森恪回電指示向南京下關派日軍艦，接孫到九州三池，在這裏與桂太郎會談此事。孫則表示，目前情況下本人不能赴日，可派黃興作為代理。森同意黃興來日。這樣，一切談妥，隻等軍艦到來，但軍艦並沒有來接黃興。[2]根據這一回憶，包括筆者在內的國外學者都曾認為此事發生於二次革命時期。
1981年久保田文次在《孫文的所謂“滿蒙讓與”論》一文中，對山田的回憶提出質疑，並做了一番考證。久保田根據有關人員的當時情況和孫中山的滿蒙意識等各方麵分析，得出結論：（1）所謂孫“讓與滿蒙”之事並不是發生在二次革命時期；（2）類似的交涉在其他時期存在的可能也不可否定。[3]久保田從國會圖書館的有關山縣有朋、井上馨等人的史料分析，辛亥革命時期孫、黃與井上、益田孝、森恪之間可能有過以提供滿蒙權益為條件的借款交涉，但由於山縣的反對，沒有實現。[4]
1982年3月和6月，藤井升三在《辛亥革命時期孫文關係資料——有關“滿蒙問題”的森恪書簡》和《孫文的對日態度——以辛亥革命時期的“滿蒙租借”問題為中心》等文中，先後發表了他在日本三井文庫中新發現的森恪於1912年2月5日和8日致益田孝的兩封信，[5]進一步證實了久保田的推測，並斷定此事發生在1912年2月即辛亥革命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