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與交流》文集與廣大讀者見麵了，這是一件大好事。我首先表示衷心的祝賀。文集的出版不僅為研究中日關係和日本問題的專家學者們提供了一個新的園地，而且在促進兩國文化交流和人民友好關係方麵也將發揮重要的作用。
最近，我應邀參加了日本京都日中學術交流懇談會創立五周年紀念大會，還到了日本其他地方訪問、講演。日本學者對我國關於日本史、中日關係史的研究很感興趣，雙方就一些學術問題交換了意見。
中日學者在日本史研究上有許多共同的見解，但也存在一些分歧。例如在日本史分期問題上，彼此就一直有不同看法。我國的學者中對某些曆史問題的見解也不盡相同，如對日本最早的國家——邪馬台國的方位問題就存在大和說和九州說兩種意見。大和說中，最近有一種學說從生產力發展的角度論證邪馬台國應在古代日本生產力最發達的大和地區，日本也有人持這個觀點，這一問題已引起日本學術界的注意和評論。
我從邪馬台國的地理位置、《魏誌》成書年代同“古墳時代”的時間差距、遺物證佐（金印、銅鐸、銅鏡及其熔範）等方麵的辨析，特別從其生產關係上考慮，認為邪馬台國應當在容易接受大陸文化、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又很尖銳的九州地區。盡管當地的生產力不發達，一般還處在彌生時代後期的狀況（具體意見另文說明），但早期國家的形成已具備充足的條件。
在日本古代史上，生產關係、上層建築直接決定曆史發展和變革的例子，還可舉出大化改新的史實。改新前日本社會生產力本不發達，由於奴隸主貴族壓迫剝削奴隸、部民，從而引起“盜賊”蜂起。到了7世紀中葉，隨著隋唐文物製度的傳入，皇室貴族終於在一次政變中推翻了家長奴隸主統治，實行封建土地國有的班田製，確立了封建中央集權的律令製國家。日本史學界雖重視當時生產關係，但認為班田製仍是奴隸製的繼續，封建社會要到鐮倉時代才開始。這和我們的觀點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