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化改新前，日本社會經濟結構的特征表現在：公社製度瓦解，半家長半封建的部民製產生和發展，其末期，封建的生產關係逐漸形成。
部民的性質是隨著經濟的發展而變更的。最初部民不是氏族中任何個人的私產，隻是對氏族負有貢納義務的特殊氏族，佐野學認為“部在其最原始的形態是出於同一血族，並沒有隸屬關係”[23]。史書上古代初期所謂“諸部”又讀作“諸共”“諸伴”，稱皇室直屬的部民為“品部”或“伴部”，這個“伴”最初隻是“隨伴者”或“隨臣”的意思，部甚至和統治階級有密切聯係，如《日本書紀》神代紀及崇神紀中就有將貴族稱為“諸部神”及“八十諸部”的，[24]以後物部、忌部諸氏都是大貴族。當時部民還充分保有氏族的獨立性。
但“氏”變為“部”畢竟意味著一定數量的剩餘勞動被剝削，雖然社會生產基本上還是氏族成員自己的勞動。這是當時低下的生產力所決定的。
私有財產發生後，氏族的生產物漸次為氏上所占有，一部分公社土地（禦田）也成為氏上的私地（吾田），氏人的地位開始降低，氏上並要求更多族外的勞動力，於是部民的剩餘勞動被大量地剝削了。特別是天皇氏，因私有地的增加，需要耕作者，使各氏族抽出一定數量的氏人和部民建立新部，部到這時便開始失去其氏族的性質。
隨著生產力的發達和私有製的發展，日本社會中部民的數量增加了。私有化的程度也加強了，因此有人認為這樣的部民就是“日本型奴隸製”[25]或“奴隸製在日本的變態”，這種看法是否妥當呢？現在就考查一下部民製最發達的紀元後五至七世紀時期的情形。
五六世紀時，因部民製引起的社會分工的發達，特別是由於中國和朝鮮文化的不斷輸入，刺激了生產技術的進步，大和族的勢力達到前所未有的強大，但對朝鮮半島的侵略，卻因這時新羅的強盛而受到挫折，[26]於是轉過來對國內進行統一運動。當時邊遠地方的部落在豪族和“國造”“縣主”（大和朝廷就原部落的族長加封的地方官）的支配下，除大和的勢力強大時偶爾納貢外，幾乎是獨立的狀態，大和朝廷為使統治權直接達到這些地方，服屬這些地方的豪族，征發其土地人民，以留傳天皇和皇族的“禦名”於後世為理由，用“禦名代”和“禦子代”等名義，設立屯倉及田莊（皇室私有地），擴大部民製。[27]在統一運動中，雖然遇到地方氏族共同體強烈的反抗，[28]但終於確定了大和國家的經濟基礎。部民製在各地方發展起來，不但皇室增大了直接的土地和部民，中央和地方貴族“氏姓階級”也獲得了很多的田莊和部曲，這種部民和部曲有的是從事經常性手工業生產的工人（“品部”）和從事耕種的“田部”；有的是專向所有主貢納一定生產品的部民，有的是定期到皇室或貴族田地上來勞役的丁，[29]他們除極少數被征發遠離自己土地外，一般都是使用自己的生產工具，在自己的土地上勞動，通過自己的氏族長或統率人（“伴造”）將生產物乃至勞動力的一部分提供給名義上的所有者，這種貢納製本質上和封建的地租形態沒有什麽差別。自然，這種“服役及納貢”的關係，正是使自由農民變成農奴的道路，有如恩格斯所說，“一經陷入這樣的隸屬境地，他們就逐漸地喪失了自己個人的自由，經過數代之後，他們大都變成農奴”[30]。但不論如何，這時的部曲與奴隸是有區別的，就是為日本史書和律令所根據的唐律，也明載“部曲不同資財……奴婢同資財”[31]，即奴婢可買賣而部曲不能買賣。日本的曆史記錄證明，部曲有隨土地轉移其主人的，但從沒有被買賣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