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進一步解決大化改新前後日本的社會性質問題，必須說明大化改新本身的曆史意義。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中指出，社會政治變革的基礎應該“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間現存的衝突中求得解釋”[43]。大化改新是日本曆史上一次重大的變革，改新的結果，日本古代社會的階級關係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改新的意義，也必須從當時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衝突上來分析，才能得到正確的結論。
日本古代因氏族殘餘勢力的束縛，社會曾表現長期的停滯，但五六世紀時，由於屯倉田莊的普遍設置，耕地麵積日益擴大，水田灌溉和農具製造也見進步，冶鐵等先進技術的輸入促進各種新的產業發生，世襲分工的手工業者——“品部”在大陸移來的歸化工人指導下，技術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44]考古學上出現了“古墳文化”的全盛期，近畿地方“古墳”出土的各種遺物說明當時生產力的發達，[45]隨著商業的繁盛，各地鎮市設置了“市司”的官職，[46]為管理對外貿易，在港津設“津史”，征收“船賦”。[47]這樣，經濟最發達的大和地方發展為封建的大土地所有形態。
六七世紀大和國家在皇室部民的貢賦和諸國公民租稅榨取的基礎上，中央權力擴大，與此同時，階級矛盾也日益尖銳起來。當時社會上貧富不均，農民受盡壓榨，7世紀聖德太子頒布的憲法十七條中已有“國司國造，勿斂百姓”的話。從憲法第五條“……頃治訟者得利為常，見賄聽讞，便有財之訟，如石投水，乏者之訟，如水投石，是以貧民則不知所由……”幾句話中，更可以看出統治階級賄賂公行，逼得人民走投無路。[48]這種情勢到大化改新前夕，發展得更劇烈，大化元年（645）詔書中指出土地公民被兼並的情形：“其臣連等伴造國各置己民，恣情驅使，又割國縣山海林野池田，以為己財，爭戰不已，或者兼並數萬頃田，或者全無容針少地，進調賦時，其臣連伴造等先自收斂，然後分進，修治官殿，築造園陵，各率己民，隨事而作……方今百姓猶乏，而有勢者分割水陸，以為私地，賣與百姓，年索其價，從今以後，不得賣地，勿妄作主，兼並劣弱。”[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