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化改新後，奴婢階級的身份被法律固定下來，奴隸的數量也較前增加了，奴隸的地位更悲慘了，這是史實所說明了的，但僅僅這些現象，能不能證明奈良平安時代就是奴隸製社會呢？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試就以下幾方麵來考察。
首先是班田農民和奴隸的性質問題。主張奴隸製的學說當中，最普遍的就是認為奈良平安時代的班田農民課役繁重，身體不自由，實質上是奴隸。[66]一個人的階級實質，應該由他在當時生產關係中所處的地位來決定。斯大林指出奴隸製社會的定義是：“在奴隸製度下，生產關係底基礎是奴隸主占有生產資料和占有生產工作者，這生產工作者便是奴隸主所能當作牲畜來買賣屠殺的奴隸。”[67]上麵已指出，改新後國家對農民的關係是土地所有者對農民的剝削關係，這時的農民顯然有自己的生產資料，法律上有其人格，雖然受著經濟外的強製，雖然有人身的不自由，但這卻正是封建農民具有的特點，是與奴隸根本區別的所在。馬克思說：
那種為名義上的地主而做的剩餘勞動，隻有經濟以外的強製來榨出，而不問它是采取怎樣的形態，它（封建經濟——引者）和奴隸經濟或殖民地奴隸經濟是從這一點來區別：奴隸是用別人所有的生產條件來勞動，不是獨立的，所以這裏必須有人身的依賴關係，有人身的不自由（不管其程度如何），有人身當作附屬物而固定在土地上的製度，有嚴格意義上的隸屬製度。[68]
這說明改新後的農民（班田農民）和奴隸有本質上的不同，不能用“課役繁重”“身體不自由”一類現象否定它封建農民的實質，自然，到他們加入莊園經濟後，便成為典型的農奴了。
其次是奴隸的生產問題，奴隸的用途可為生產的與不生產的兩方麵。生產方麵自然主要是農業勞動，但當時農業生產的主要擔當者是一般農民，奴隸最多隻起著助手的作用，並且這種生產也隻限於供寺社貴族的消費。奴隸有用於工業和漁撈方麵的，但在社會上作用也不大。奴隸在非生產方麵的用途最多，主要在家庭雜務上，其次用在享樂方麵，也有做主人的從卒出征的。女奴有任產婆、按摩及針灸的。[69]在封建社會裏，奴隸生產力不會比農民高，作為奢侈奴隸也沒有什麽出路，所以到了平安時代就失去其社會意義。據《政事要略》說：延喜格（901年製定的法律）停止奴婢，可知10世紀初作為上層建築的法律，也否定了奴隸製度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