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廷璆學識淵博，在東西交通史、亞洲史和日本史研究領域造詣深厚，其關於若幹重大曆史問題的研究和見解，在中外學界影響廣泛，從而確立了史學大家地位。
吳廷璆治史，倡導經世致用。他在自述中表明，踏上史學研究之路出於“個人誌趣”，也是“時代社會要求”使然。1930年代中期撰寫的首篇學術論文之所以把漢代西域經貿關係作為選題，出發點是“盡管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接觸已經多年，但在諸如中國如何通過對外交往能使本國富強起來，怎樣才能在同外國進行自主、平等、互利的交往過程中，逐步使自己融入現代國際社會等許多根本性問題上，都尚未解決。所以，便希冀從過去的中西交通的曆史發展中，去找尋其規律和獲得啟示。以後，研究的興趣一發而不可止”[11]。
1936年的中國，東北淪陷有年，華北在日本步步緊逼下陷入空前危機，然而一些文人墨客還在樂此不疲地討論中國文化如何為外國所欣賞。麵對此景，剛剛從京都帝大畢業回國的吳廷璆無法沉默，他奮筆疾書，在《益世報》上發表《“中國學”之世界的興趣》。文章旁征博引，推古論今，依據翔實資料分析了近代以來西方及日本日益高漲的“中國學”研究熱現象，並以犀利的筆鋒揭露了問題的實質。文章寫道：隨著國際關係的日益密切，世界對中國及中國學問的關切不足為怪，但是“當我們一部分人還以為人家是抱了滿腔好感在‘崇拜’‘提倡’中國文化的時候，不妨更注意一下，各資本主義國家對其殖民地政策的研究，與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有什麽區別？”“關於外國學者研究中國學問，誰具好感，誰懷惡意的問題，似乎常為中外學者所議論，見解不同，但他們在研究上持有的史觀和他們所用的方法，則毫不掩飾地把他們的真心告白給了世人。”[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