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百年南開日本研究文庫(全十八冊)

四 德川後期(1716—1845) 1.農民市民運動的高漲與享保改革

幕藩統治的腐敗

17世紀後半期,幕府政治集中於挽救幕藩財政困難和防止武士浪人的背離,但封建經濟破綻百出,商品經濟發展勢不可遏,用行政措施彌縫,顯然是徒勞的。幕府以為恢複德川前期安定局麵,照搬“古法”,便能解決危機,結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四代將軍家綱(1651—1679)時,由於對大名旗本整飭紀律,判處“改易”、減封、沒收俸祿者達26件、80萬石,五代將軍綱吉(1680—1708)時,更增至46件、161萬石。在這種“武斷政策”下,許多失去領主的陪臣武士生活無著,淪為失籍浪人(“牢人”)。慶安四年(1651),江戶連續發生了浪人由井正雪、丸橋忠彌等的反幕事件,市內各處“遊俠”(旗本奴、町奴)鬧事,成為當時一大問題。幕府為防止浪人繼續產生,放寬了武家“臨終立嗣”製。[203]以後大名、旗本無後嗣,可由義子繼承,不再剝奪其武士家格。

元祿時代(1688—1703)五代將軍綱吉執政,他罷免了貪汙專權的大老酒井忠清,打擊門閥勢力,先後任命近侍牧野成貞(1681)、柳澤吉保(1688)為側用人,整頓幕府機構,製訂禮法,實行將軍集權專製,史稱“側用人政治”。[204]由於綱吉尊重儒學,登用林信篤、木下順庵,荻生徂徠等儒者,[205]表揚地方上的孝子節婦,羅致室町時代以來有名門家世的人世襲“高家”[206]之職,企圖用儒家思想和繁文縟節來糾正武家政治積弊。但依靠三綱五常的說教、儀式、服製的文飾,不但解決不了政治經濟問題,相反,形式化的禮儀需要龐大的耗費。綱吉不僅熱衷於朱子學,還迷信佛教,聽信僧侶愚弄。說他沒有子女是前世多殺的報應,須切戒殺生,尤其因綱吉生於戌年,所以要特別愛護狗。幕府為此頒發《愛護生類令》[207],於是百姓因殺傷狗及其他禽獸而被處死刑、流放的不斷發生,終致大家不敢養狗。幕府便向市民征稅,建立大批狗舍來收容,群眾氣得罵綱吉為“犬公方”(狗將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