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誥
大誥多邦
在國而播命曰誥。臨事而申戒曰誓。《大誥》之作，蓋周師未出，而邦君庶士有疑子行，因作此以告用兵之期，故不揚文、武之德，不數武庚之罪，不懸賞罰，不戒進止。朱子疑其詞緩不切，不知此特為誥，後且有誓，誓逸而誥存也。先儒多以黜殷之舉為成王親行，蓋未察《大誥》為王在國播告之文耳。《竹書》記成王二年“迎周公於郊，遂伐殷”“五年春，王在奄。夏五月，王至自奄”，則亦襲編《書》之次序而訛也。且《竹書》於四年正月記，“初朝於廟”，蓋謂三年滅殷，因以伐奄，不克而歸，四年夏始複伐之，是以周公未歸政之先，成王兩至東國也。今按：成王方在幼衝，周公攝政，凡郊饗覲會之事，公且代焉，況千裏東征，其敢令衝人嚐試哉？則誥者王，而行者實公耳。成王之初，周公東行者凡再。其始以避相位而居洛，王迎而歸，則“我徂東山”之詩是也。罪人未得，公歸無期，故曰“慆慆不歸”。其雲“行枚”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也。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於後乃作《鴟鴞》之詩，而王仍未悟，則《金縢》所雲“秋大熟”者，作詩之後三年秋也。故《東山》之詩曰：“於今三年。”以其時，則瓜苦在栗薪之上，蓋秋杪矣。其以迎公西歸為二年事者，誤承“居東二年”之文，而不知《金縢》固有“於後”之語也。三年秋，公歸，複攝政。而後二叔以流言之不行，疑怨益深，始挾武庚以叛。故《書序》曰：“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則是公複入相，乃有黜殷之役。而曰“公相王，將黜殷”，則黜殷者公行而未行，從可知已。公以三年歸相，乃以明年東征，則《破斧》之詩是也。其詩曰“四國是皇”，而鄭箋亦雲：“周公既反，攝政。東伐此四國。”故曰“周公東征”，而不曰王也。若如《竹書》所記，王迎公而遂共東行，則於時武庚未叛，詎為禍先？《誥》何以雲“越茲蠢”？且公席未安，遽偕王而東，是怒不旋踵，挾王以急報其怨，速取兵權以自張，而不顧國之未靖，公其將如劉裕之伐慕容超邪？況《大誥》之作，作於宗周，則安得有迎公遂伐之事哉？《誥》雲：“予惟以爾庶邦於伐。”雲：“予翼以於。”雲：“肆朕誕以爾東征。”言“予”言“朕”者，命自王出，則“以”者，固王“以”也。王命公“以”之，實王“以”也。能左右之曰“以”，不必躬行之辭也。若《多士》所雲“朕來自奄”，則武庚已滅，二叔已刑之後，而奄複叛。時周公雖未歸政，而成王年益長，國勢益安，且奄以小寇無助，其凶焰不如殷孽三監之搖動天下，則奉王而行，可以無憂。而公之大勳已著於東征，則向者阻行之考翼亦無容疑畏，而聽公之偕王以行矣。王之踐奄，自在六年之夏。王歸，遂遷殷民於洛，而營洛之事以起。其明年春，召公因行相宅。此《書》之始終曆然可考者也。《多方》雲：“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與《多士》所雲“昔朕來自奄”者，同為一事。次《書》者先《多士》而後《多方》，編殘簡脫之餘，其次序自不可泥，孔氏死守僅存之編次，乃雲：“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其為疏謬，班然可曉。而蔡氏信之，亦同於魯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命。”又曰：“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皆初告之之辭，《多士》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又曰：“予惟時命有申。”又曰：“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今尚”之尚，庶幾也。“乃尚”之尚，猶也。則皆申告之語，詞意相仍，先後呼應。是《多方》前而《多士》後，審矣。則成王之踐奄，惟在六年之夏。而三年黜殷，但命公往，不得以“昔來自奄”為三年事，而謂王親行也。周之於奄也，一伐而遂滅之，未嚐再舉。滅奄則公奉王以親征，黜殷則王命公以帥師。見於《詩》《書》者甚為著明。《史記》《古史》，邵子《皇極經世》皆可佐證。而《蔡仲之命》亦雲“惟周公位塚宰，正百工”“乃致辟管叔”，亦見致辟者，公位塚宰之後，奉命以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