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不上很喜歡蘭頓這個人。我跟他是同一個俱樂部的成員，經常會在吃午飯時同他坐在一起。他是倫敦老貝利街英國中央刑事法庭的法官，通過他的安排，我可以坐到法庭的特許席位上去旁聽某個我感興趣的案件裁決。他坐在法官席上，身披紅袍和貂皮披肩，頭戴大假發，顯得很有威儀；他臉很長，麵容白皙，薄薄的嘴唇、淡藍色的眼睛，這副樣子多少有點兒令人生畏。他判案公正，但是態度嚴苛，有時我聽到他惡語怒斥即將被他判處長期監禁的囚犯，總不免感到不舒服。不過，因為他在午餐桌上尖酸的妙語連珠，又願意討論他審判過的案子，這就足以使我樂於跟他交往，不計較麵對他時我所感到的些許不快。有一回我問他，把一個案犯送到絞刑架下，是否會多少讓他感到心中有所不安。他微微一笑，啜了一口波特酒。
“沒有的事。判決是公正的，我盡可能公平審案，陪審團也認定有罪。如果我判一個案犯死刑，那完全是犯人罪有應得。一旦退庭，我就會把案子拋到腦後，隻有婆婆媽媽的傻瓜才會再去多想。”
我知道他喜歡跟我聊天，但我一直認為我在他的心裏無非就是個俱樂部熟人而已。因此，有一天當我突然收到他發來的一封電報，說他要去裏維埃拉度假，打算在去意大利的途中到我這裏逗留兩三天，我還是很吃驚的。我回電報告訴他我很高興跟他見麵。不過，在我去車站接他的時候，我心裏還是感到忐忑不安。
在他到達的那天，我請鄰居格雷小姐幫忙，陪我一起請他共進晚餐。格雷小姐也算是我的老朋友了。她已不年輕，但風韻猶存，而且聊起天來滔滔不絕，我知道沒有什麽事可以影響她侃侃而談的興致。我請他們吃了一頓美餐，雖然我沒有波特酒招待法官，但我請他喝了兩瓶法國名葡萄酒：一瓶蒙哈榭[1]和一瓶木桐[2]。他喝得暢快淋漓，我也為此高興，因為之前我請他喝雞尾酒，就被他怒氣衝衝地拒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