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魏曼·霍爾特在美國中西部一所規模不大的大學裏做英國文學教授，他聽說我正在附近的一個城市演講——在美國這麽大一個國家，這個距離就算是附近了——便寫信來問我能否去給他的學生做個講座。他建議我在他那裏住幾天，好帶我看看周圍的鄉間風光。我接受了邀請，但是告訴他，我還有其他安排，最多隻能在他那裏住兩天。他開車到火車站來把我接到他家裏，我們喝了點東西後，就步行去了他的學校。我看到演講廳裏坐了那麽多人，不禁吃了一驚，因為我原本預計來的人不會超過二十個，再說我也沒準備要做正兒八經的講座，隻想隨便談談。我看到在座的有不少中年人，還有幾位老者。我猜想他們都是學校的教師，這可著實把我嚇壞了，我真擔心他們會覺得我講的內容過於膚淺。但是我已無路可退，隻能硬著頭皮開始講了。魏曼向聽眾介紹我的時候頗有溢美之詞，我心裏很清楚他說的那些成就都是我做不到的。我勉強講完了，並盡我所能回答了一些聽眾的提問，隨後便跟魏曼一起回到了後台的一個小房間裏。
有幾個人跟著走進了這個房間。他們說了些場麵上的客套話，我也不失禮貌地一一回應。就在我口幹舌燥時，一個女人走了進來，向我伸出手。
“我們又見麵了，真是太高興了。”她說，“多年不見了。”
我怎麽也想不起來在哪裏見過她。盡管我已很疲憊，口幹得說不出話來，但我還是勉強擠出親切的笑容，熱情洋溢地握了握她伸過來的手，心裏卻在納悶兒此人究竟是誰。我的朋友魏曼教授顯然從我的神情中看出了我想不起來在哪兒見過她了，他連忙說：
“格林太太是我們一位教師的夫人，她在我們這裏教文藝複興和意大利文學課。”
“是嗎？”我說，“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