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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瑟爾又給自己倒了杯威士忌。薩拉早已帶著薩姆上樓了，他獨自等著鍾敲響整點，就這樣等著……他的思緒飄到了另一場合，那是在科尼利厄斯·穆勒的辦公室，他等了至少四十五分鍾。他們給了他一份《蘭特每日郵報》——一個奇怪的選擇，因為該報所抨擊的，大多是穆勒的主子BOSS所支持的。他在早餐時已把當天的這份看過了，可他還是逐頁重讀了一遍，隻為打發時間。每當他抬頭看鍾時都會遇見那兩個下級軍官其中一個的目光，他們僵硬地坐在桌旁，估計是輪流監視他。他們認為他會拿出個刀片劃開血管嗎？不過拷問，他告訴自己，一直是秘密警察專享的——抑或他相信是如此。而且對於他的案子，畢竟還絕不用擔心任何人會對他嚴刑逼供——他受外交豁免權保護，他是排除在刑具之外的一個。然而任何外交豁免權都不能夠延伸至薩拉，過去在南非的一年已使他學到了古老的一課：恐懼與愛是無法分割的。
卡瑟爾喝完了威士忌，又給自己倒了一小杯。他得小心。
薩拉在樓上叫他：“你在幹什麽，親愛的？”
“就是等穆勒先生了，”他答道，“還有在喝另一杯威士忌。”
“別喝太多，親愛的。”他們已打算好，由他先單獨接待穆勒。穆勒無疑將乘使館的車從倫敦過來。是黑色奔馳嗎，就像所有南非高官用的那種？“克服掉最初的尷尬場麵，”專員交代過，“正事肯定還是留到辦公室裏談。在家裏比較恰當的是提一兩句有用的暗示……我的意思是我們掌握的和他們沒有的。不過看在上帝的分上，卡瑟爾，可要保持冷靜。”於是現在，在第三杯威士忌的幫助下他努力保持著冷靜，同時側耳傾聽汽車的聲音，任何一輛車，然而在這個時候，國王路上的車輛寥寥無幾——下班的人都早已平安返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