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向歐洲北部的轉移讓一些國家失去了競爭力。比如在奧斯曼帝國，人口多於1萬的城市數量在1500年至1800年間幾乎沒有變化；農業產量也未獲得提升，因為無須應對不斷增長的需求壓力。這些都意味著經濟的停滯不前。此外，國家的稅收也出現了不足，部分歸咎於包稅製（tax farming）的實行，這種製度能鼓勵個人快速賺錢，而代價則是國家長期收入的短缺。
奧斯曼帝國的官員確實是手段高超的管理者，善於集中資源、分置人口，以確保糧食和供應能夠到達最需要的地方。這一運作有效、流暢的管理體係，幫助帝國在15世紀和16世紀有能力吞並更多的土地。然而，隨著擴張的腳步放緩，這一體係的脆弱性顯現了出來：奧斯曼帝國陷入了腹背受敵的困境，需要同時應付來自西方歐洲以及東方薩法維波斯的軍事行動。另外，氣候變化也給奧斯曼帝國造成了嚴重的影響。
與西歐沿著不同軌跡發展的穆斯林社會結構，也是影響奧斯曼帝國停滯不前的一個重要因素。同基督教社會相比，伊斯蘭社會的財富分配通常更為平均，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古蘭經》中對遺產的詳細規定。包括在婦女繼承權的問題上，《古蘭經》也明確規定了她們可以並且應該得到父親和丈夫的遺產。穆斯林女性能夠期望的東西確實要比歐洲女性多得多，但是這種做法無法使大量財富長期留存在同一個家庭中。這雖然意味著貧富差距永遠會不像歐洲那樣嚴重，因為財富得到了更為廣泛的重新分配和再次流通，但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抑製了經濟的增長：由於有關遺產的教義和規定，各個家庭很難通過連續幾代人來累積資本，因為遺產在繼承過程中被不斷地平均分配；而在歐洲，長子繼承製意味著資源將集中於一個兒子之手，這為積累大量財富鋪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