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革命使得美國在該地區搭建的紙牌屋轟然倒塌。其實，那裏早就已經出現不穩定的跡象了。君主政權的腐敗、經濟蕭條、政治癱瘓以及當局暴政，為那些勇敢的批評者提供了太多的把柄，使他們的改革承諾逐漸深入人心。
不少人為伊朗的前途愈發感到緊張、擔憂，因為有跡象表明，蘇聯正積極密謀著如何利用這一局麵。即便在克格勃失去了其在伊朗最重要的外交渠道艾哈邁德·莫哈拉比（Ahmad Mogharebi）將軍之後，蘇聯的活動仍在繼續。莫哈拉比因其“關係網遍布伊朗各精英階層”而被莫斯科譽為“俄羅斯最優秀的代理人”，但他與克格勃上線的會麵引起了薩瓦克的懷疑，並在1977年被逮捕。這促使蘇聯人的活動更加小心翼翼。
在1978年年初的瑞士貨幣市場上，伊朗裏亞爾被大量交易，這一反常的現象便是蘇聯代理人受命資助其伊朗支持者的結果。印刷精美的《納維德》（Navid）是左翼黨派人民黨發行的報紙，該報社承認，他們不僅得到了蘇聯的資助，連這些報紙都是在蘇聯駐德黑蘭大使館印刷的。不斷向伊朗反對派灌輸遊擊戰和馬克思主義思想，預示著莫斯科正準備涉足這一君主倒台後權力空缺的國家。蘇聯人的身影同樣出現在該地區的其他地方：他們開始向敘利亞總統阿薩德（Assad）提供更多的支援，盡管克格勃認為他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沙文主義自大狂”。
另一方麵，1978年年底，美國駐德黑蘭大使威廉·沙利文（William Sullivan）發了一份題為“難以置信”的電報給華盛頓，極力主張馬上實施應急方案。沙利文認為，美國應在霍梅尼掌權之前嚐試與他溝通接觸，而不是在他掌權之後。然而這封電報連同沙利文的建議一起，都被華盛頓忽略了。白宮裏的主流聲音是，美國能夠控製局勢，繼續向伊朗國王提供支持，並同意1979年1月底伊朗首相沙普爾·巴赫蒂亞爾（Shapur Bakhtiar）提出的建議：如果霍梅尼回到伊朗，就馬上逮捕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