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沒有任何地方比牛津大學更適合做曆史學家的工作了。這裏的圖書館和博物館都是一流的，圖書館員在查找資料方麵的才能也是一流的。我特別要感謝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東方學院圖書館（Oriental Institute Library）、塞克勒圖書館（Sackler Library）、泰勒斯拉夫語和現代希臘語圖書館（Taylor Slavonic and Modern Greek Library）和聖安東尼學院（St Antony’s College）的中東圖書館，以及所有這些圖書館的工作人員。沒有牛津大學數量驚人的文獻資源，沒有工作人員在尋找資料時的耐心協助，這本書就不可能完成。
我在邱區（Kew）的國家檔案館花了大量的時間閱讀國外收藏的信件、電文和備忘錄，翻閱內閣的會議記錄，或查閱國防部的提案——所有這些文件都能在40分鍾之內擺到我的麵前。我對那裏的所有工作人員為我提供的高效服務和禮待表示衷心的感謝。
劍橋大學圖書館允許我查閱哈丁勳爵（Lord Hardinge）的文案；劍橋丘吉爾學院丘吉爾檔案館允許我閱讀莫裏斯·漢基（Maurice Hankey）的私人日記，以及馬克·艾布拉姆斯（Mark Abrams）所編纂的“宣傳研究論文”（Propaganda Research Section Papers）。我必須感謝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的英國石油檔案館和檔案館經理彼得·豪斯戈（Peter Housego）先生，是他為我找出了英國石油公司及其前身英波和英伊石油公司的相關資料。
我還要感激喬治·華盛頓大學的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這是一個收集20世紀和21世紀有關國際事務，特別是有關美國曆史機密文件的非國家性收藏館。這是近幾十年來重要文獻的一個資源寶庫。在這樣的地方能一次性找到大量文獻，省去了我不斷往返大西洋的行程和時間。
我要謝謝牛津伍斯特（Worcester）學院的院長和眾董事，因為我曾在約20年前做過這裏的初級研究員，他們一直都對我相當關照。我很榮幸能和牛津拜占庭研究中心的諸位學者共事，特別是所裏的馬克·惠托（Mark Whittow），他為我提供了無盡的資源、鼓勵和靈感。與牛津大學和其他地方的朋友們的交流探討，以及跨越英國、歐洲、亞洲與非洲的旅行，都能幫助我提煉出許多好的想法，同時拋棄一些糟糕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