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數史學家和曆史愛好者都承認，曆史作為史實來講是一成不變的，因為曆史上發生的事情已經發生了，沒人可以更改；可以改變的隻有當時人和後來人的看法——看得見的和沒看見的，從前後看的，從左邊看和從右邊看的。對於“沒看見”的那些曆史，後人就開始挖掘、考證、猜測、演繹，於是就出現了曆史究竟由誰來說、怎麽說、從什麽角度來說的問題，於是出現了我們見到的古今中外那麽多的著名史書，於是也就有了這部《絲綢之路》。
從西方史的角度來看，我覺得“誰在說”和“怎麽說”的問題大致有幾種傾向，它們與《絲綢之路》的立意和特色有關，值得注意。首先是湯因比提出的反歐洲中心論的思想，即如果僅僅將民族國家作為曆史研究的範疇，將大大限製曆史學家的視野。他認為，歐洲沒有一個民族國家能夠獨立說明自身的曆史問題，所有的曆史現象應該放到更為廣闊的範圍內比較和考察。第二種是我們常說的非英雄史觀，即曆史是人民創造的，從人民的角度講述曆史（“全民說”）會比領袖史和英雄史呈現更多的視角。這方麵的例子可以舉美國曆史學家的《美國史》（布林克利著，一部描述美國人民共享大眾通俗文化的曆史），這可算是一部真正的美國人民史。還有一種就是“線程性”曆史，分為“單線程”或“多線程”。“單線程”說史的例子，可以舉《極簡人類史》（大衛·克裏斯蒂安著），它是一部“大曆史”研究，將人類史作為宇宙史的一個章節來描述，為讀者梳理曆史線索，最後就曆史進程中的關鍵節點達成共識；還有更重要的，就是讀者手中的這本“多線程”結構的著作《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充分體現了上述的曆史觀，以及“誰在說”與“怎麽說”的新構想。作者首先定位他的曆史視角：“數千年來，連接著歐洲和太平洋、坐落在東、西方之間的那塊區域，才是地球運轉的軸心。”這幾乎是提出了一種“東方中心論”。此外，作者基本采用了“全民說”的視角——平民和皇帝都在訴說曆史。作者還采用了“多線程”史觀，如同文學中的“多視角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