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接太平洋、中亞、印度和波斯灣的通道上不隻是貨物在流通，還有思想。最重要的思想是和神有關的。智慧和宗教的交流在這片地區一直非常活躍，如今則變得更為複雜、更富競爭性。地方宗教和信仰體係開始與一些具有影響力的宇宙觀相碰撞，形成了一個使各種思想得以相互借鑒、相互改善並最終煥然一新的大熔爐。
自亞曆山大大帝將希臘的觀念文化帶到東方之後，東方的思想很快就有了新的方向。佛教的種子在亞洲迅速播撒，特別是在阿育王的大力支持之下（他在公元前3世紀創建印度帝國之後，對屠殺場麵深感悔悟，開始努力推廣佛教）。這一時期的碑文證明，在敘利亞甚至更遠的地方都有大量的佛教信徒在拜佛祈禱。有一支宗教被稱作“治愈者”（Therapeutai），在埃及的亞曆山大港發展了幾個世紀，其特征和佛教別無二致，包括使用寓言式的經文、強調通過祈禱獲得精神覺醒以及擺脫自我以求得內心平靜。
原始資料的模糊表述使我們很難準確地追蹤佛教的傳播途徑。然而幸運的是，當時大量的文學作品都描述了佛教在印度次大陸流行並傳播到其他地方的情況。地方統治者必須決定是否容忍其出現，是取締禁止還是接納支持。有個人就采取了後一種策略，他就是公元前2世紀時的巴克特裏亞國王彌蘭陀（Menander）——亞曆山大大帝手下大臣的後代。據《那先比丘經》（Milindapa·hā）記載，國王在一個得道高僧——他的睿智、熱情和謙恭與當時世界的膚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的勸說下，皈依了新的修道之路，並堅信自己能夠通過佛教的教義悟道。
絲綢之路上的智慧空間和神學空間十分擁擠，神祇和宗教派別、神職人員和地方首領在這裏相互競爭。這不是一般的較量。這是一個人們特別能接受從世俗觀念到超自然觀念的時代，並且是一個宗教信仰承諾能解決任何問題的時代。不同信仰之間的競爭都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所有這些宗教——無論是印度教、耆那教、佛教還是那些根植於波斯的瑣羅亞斯德教、摩尼教，還是西方的猶太教、基督教以及即將問世的伊斯蘭教——或在戰場上取勝，或在談判桌上取勝，爭相向人們展示其文化的優越和神明的靈驗。對錯的原則簡單而粗暴：一個得到神或眾神眷顧的世界才能夠發展壯大，而那些崇拜虛假偶像、相信空頭承諾的國家則注定遭受重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