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亨利裝作生病，連飯都拒絕吃。但他知道，他也隻能騙這麽久——如果他騙到了她的話。也許他並沒有騙到，母親隻是足夠好心，所以忍了他裝出來的那些症狀。還有他用來解釋拜查斯所賜的——青紫的眼睛和擦傷的麵頰——的借口。他告訴她，那些傷是因為他在擁擠的街道上“撞到”了人。他沒有再詳細講。隻有當母親是一個心甘情願的幫凶時，他的詭計才能得逞，他可不想趕走自己的好運。
所以，在周四的時候，亨利做了他整周來都害怕去做的事情：他開始準備回學校去，回到沃克太太的六年級課堂上，獨自一人。
早餐桌上，母親沒有問他是不是感覺好點了。她知道。父親喝著一碗粥，看著報紙，為日本在巴丹半島、緬甸和所羅門群島的一係列勝利而煩躁不安。
亨利盯著他，但一言未發。即便允許他和父親說廣東話，他也不會說一個字。因為惠子一家被帶走，他要怪他。他要怪他什麽也沒做。但最後，他不知道自己要怪他什麽。不關心？既然別人也都漠不關心，那麽，他怎麽能責怪自己的父親？
父親一定是感到了他的目光。他放下報紙，看著亨利，亨利還是一眨不眨地盯著他看。
“我有東西給你。”父親把手伸進襯衣口袋裏，拿出一個胸章。這個胸章上寫的是“我是美國人”，紅白藍三色的粗體字。他把它遞給亨利，可亨利瞪著他，沒有伸手去接。父親平靜地把新的胸章放在桌子上。
“你爸爸希望你戴上它。日本人從西雅圖疏散走了，所以你最好還是戴上它。”母親說著，盛了一碗稠稠的、滾燙的、冒著熱氣的白粥，放在亨利麵前。
又是那個詞：疏散。即便是母親用廣東話說出來的，這個詞仍然毫無意義。究竟是為了什麽而疏散？惠子，從他的生活中被帶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