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過焦灼不安的七天後，亨利重複了這一過程——帶著同樣的希望開始。他在學校後門的台階上與比蒂太太見麵，驅車一同往南，去皮阿拉普鎮，穿過和諧營那覆蓋著帶刺鐵絲網的大門——這一次來的是第三區和第四區，它們更大。第四區還包括已經被改造成住房的牲畜展覽館，每個家庭住一間畜欄，他聽說是這樣。
在家裏，父母是如此以他為傲。“你這樣一直存錢，就能自己出錢回中國了。”父親用廣東話表揚他道。他的母親每次看見他把掙來的錢存進床頭櫃上的一個果凍糖罐子，就會點頭微笑。在糖和鞋子限量配給的時期裏，亨利不知道拿那麽多零用錢還能幹什麽。如果花在便士糖和更多的漫畫書上，隻會讓人感覺浪費，特別是想到什麽都稀缺的和諧營的時候。
“今天還是老樣子。”比蒂太太從貨車後麵卸下日本雜貨，咕噥道。在這一周裏，亨利意識到了她的這些東西來自哪裏。她從學校訂購了額外的配給，然後把它們帶到和諧營，小心地把這些東西分給囚犯和他們的家人，換取每家都獲得一定供應的香煙。她是把這些煙賣掉還是全部留著自己抽，亨利就不得而知了。
亨利確切知道的是，第四區的人最多。露天集市的這四分之一的麵積最大，有著一個巨大的戰利品穀倉，現在被改造成了餐廳。
“學校放假你還出來工作，你父母同意嗎？”比蒂太太一邊拿著烏班吉夜總會的火柴剔著牙縫裏的早餐殘渣，一邊問。
“同意的，夫人。”亨利急切地點頭。這是和父母缺乏溝通的一個好處。他們會以為他上了暑期班，或是在雷尼爾小學做了額外的工作——能賺錢的工作。他們問各種各樣的古怪問題。他上了額外的課嗎？他在輔導其他的孩子嗎？想象一下，他們的兒子，是白人孩子的輔導老師!亨利隻是微笑、點頭，隨他們愛怎麽想就怎麽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