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的亨利·李在十二歲時就停止和他的父母說話了。並不是因為什麽愚蠢的孩子氣，而是因為他們讓他這樣做。至少他們給了他這種感覺。他們要求他——不，是告訴他——不要再說他們的母語——中國話。這是1942年，父母極希望他學好英語。所以，當父親在他的校服襯衫上別上一枚用英文寫著“我是中國人”的小胸章時，他就有些不明白了。其中的矛盾好像很荒誕。他想，這講不通。不過父親的權威讓他隻能服從。
“唔明白。”他用標準的廣東話說。
父親打了他的臉一下——更不如說是輕輕的一拍——以提醒他注意。然後父親用“洋涇浜英語”說道：“不許。隻說你美國話。”
“我不明白。”亨利用英語說。
“啊？”父親說。
“如果我不能說中國話，那我為什麽要戴這枚胸章？”
“啊，你說？”父親轉頭看從廚房裏往外張望的母親。她也是一臉困惑，隻是聳了聳肩，又回去做飯了。廚房裏飄出馬蹄糕甜甜的香味。父親又轉向亨利，用手背朝他揮了揮，轟他出門上學。
既然不能用廣東話問，父母又幾乎聽不懂英語，他隻能放棄。他一把抓起午餐和書包，走下樓梯，走出門，走進西雅圖唐人街鹹腥的空氣裏。
整個城市在清晨中蘇醒過來。男人們穿著髒汙不堪的T恤，拖拽著裝石斑魚的板條箱和半埋在冰裏裝象拔蚌的桶。亨利從旁邊走過，聽見那些男人們用連他也聽不懂的中國方言相互喊叫著。
他繼續沿著傑克遜街往西走，經過一個賣花的推車，又經過一個賣彩票號碼的算命先生。他並沒有往東去那所華人學校，那所學校距他和父母居住的二層小公寓隻有三個街區。他每天早上走的這條固定的路線，和別的孩子的路線正好相反，於是他就總是跟一群群和他差不多年紀的孩子們迎麵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