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從沒去過紐約。哦，當然，也許在夢中去過一兩次。但在完全清醒的情況下，那是一個他多年來常常想起，卻從未允許自己去過的地方。那裏似乎隔著一個世界。不僅僅是跨越國家或是在另一側海岸，而是地平線以外、消失在另一段時間裏的某個地方。
從拉瓜迪亞機場乘出租車出來的四十美元的車程中，亨利一直把那張完好的奧斯卡·霍爾登唱片放在大腿上。它在謝爾登的葬禮上播放過。在從西雅圖飛過來的飛機上，他一直用手拿著它——這是他唯一的隨身行李。無論他走到哪裏，它都會成為話題。
當他解釋這張唱片的來曆、它獨一無二的曆史，還有當時的生活境況時，人們總是滔滔不絕地表達著他們的驚訝。就連飛機上坐在他身邊的那個年輕的、飛去紐約做生意的金發女郎，都不敢相信他手裏拿的是如今世上僅存的可以播放的一張。她忘記了被拘禁起來的那些日本人是怎樣的悲慘。她驚訝於巴拿馬旅館的幸存。一個裝滿個人物品、珍貴記憶和被遺忘的財富的地方。
“第一次來這個城市？”出租車司機問道。他一直在從後視鏡裏看著亨利，但他的乘客望著窗外飛馳而過的市景，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中。無休止的黃色出租車的洪流，井然有序的豪華大巴，還有人行道上密密麻麻的步行者。
“第一次。”亨利隻說了這麽一句。馬蒂和薩曼莎希望他先打個電話，提前打個電話。但他不敢拿起電話，他太緊張了，和現在一樣。
“這就到了，韋弗利街1200街區。”司機叫道，他的胳膊伸出打開的車窗，指著一個小小的公寓樓。
“這是格林尼治村？”
“你正看著它，朋友。”
亨利多付了三十美元，請司機幫他把包多載一英裏，送到萬豪酒店，交給服務生。一個奇怪的念頭，在這個大城市裏相信陌生人，亨利這麽對自己說。但這次旅行的本質不就是這樣的嗎？盲目的相信。另外，他也沒有什麽可失去的。與找到和修好一顆受傷的心比起來，一些行李和換洗衣服算得了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