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古老市民血統的純淨，絕不與外人混雜，這種極端狹隘的思想，使得雅典和斯巴達停滯不前，終於遭到毀滅的命運。天降大任於羅馬，為著並吞四海的野心，其寧願舍棄眼前的虛榮，盡量從奴隸、外人、敵寇和蠻族的身上吸取長處和優點。[73]這是一種更開明、也更光榮的行為。雅典共和時期最昌隆興旺的年代，市民的數量由3萬人[74]逐漸減少到2.1萬人。若看羅馬共和國的成長過程，可以發現塞維烏·圖利烏斯進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時，雖因戰爭和殖民對人口的需要量增加，市民總數沒有超過8.3萬人，但卻已經是雅典市民的兩倍還多。而到了同盟者戰爭（90 B.C.—88 B.C.）前夕，光是可以執幹戈以衛社稷的成年男性公民，數量就遽增到46.3萬人。
後來，羅馬的盟邦要求平等的地位，共享榮譽和權力，元老院寧可決一死戰也不願忍辱退讓，而桑尼特人和盧卡利亞人則為輕舉妄動付出了慘痛代價；[75]但意大利半島其他的城邦國家，在陸續負起應盡的責任後，最後都獲準加入共和國成為核心成員，很快造成了公眾自由的毀壞。在民主政府的統治下，民眾行使著君王的權力；若把主權交給人數眾多而無法掌控的群眾，一開始會是暴民政治的濫權辱國，最後下場則是民主和法製被剝奪一空。但當皇帝的專政力量壓製住人民大會的勢力時，羅馬市民充其量是第一等榮譽公民而已，與被征服的民族沒多大差別。所以即使公民人數迅速增加，也不會造成共和時期暴民政治的危險。何況明智的君主遵奉奧古斯都的原則，小心翼翼地維護羅馬令名不墜，經審慎考慮，很慷慨地把公民權頒給眾多的臣民。[76]
羅馬人的特權即使普及到帝國每個居民的身上，意大利和其他行省之間仍有很大的差別。前者被尊為政治的中樞和國家的基礎，是皇帝和元老院議員的出生地，至少他們都居留此處。[77]意大利人的財產免於繳納稅捐，個人不受官吏專製的管轄，各城邦的市政比照首都的模式辦理，在皇帝的直接監督下，被賦予執行法律的權力。從阿爾卑斯山山腳到南端的卡拉布裏亞，所有土生土長的意大利人一出生就是羅馬公民，原有的差別待遇被清除得幹幹淨淨，在不知不覺中凝聚成一個偉大民族，經由語言文字、生活習慣和典章製度的統一，共同負起強權帝國的重責大任。共和國寬厚為懷的政策提升了其光榮的地位，歸附的子民以功勳和服務回報。若說羅馬人隻能局限於城牆內的古老家族，羅馬的不朽聲譽將減少一些最高貴的尊榮。維吉爾是曼圖亞的土著，賀拉斯不知道自己應算是阿普利亞人還是盧卡利亞人。一位在帕多瓦的曆史學家有資格把為羅馬贏得勝利的世家大族記於史冊。加圖家族世代多出愛國之士，興起於圖斯庫盧姆。阿爾平蘭雖是小鎮，以馬略和西塞羅出生該地而備感榮耀，前者是繼羅慕路斯和卡米盧斯以後，羅馬的第三位奠基者[78]；而後者處理喀提林謀叛案使得羅馬免於國家的分裂，使之有資格與雅典競爭雄辯的桂冠。[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