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詩是一件最不容易的工作。原詩音節的保留固然是絕不可能的事!就是原詩意義的完全移植，也有十分的困難。散文詩算是最容易譯的，但有時也須費十分的力氣。如惠德曼(Walt Whitman)的《草葉集》便是一個例子。這有二個原因：第一，有許多詩中特用的美麗文句，差不多是不能移動的。在一種文字裏，這種字眼是“詩的”是“美的”，如果把它移植在第二種文字中，不是找不到相當的好字，便是把原意醜化了，變成非“詩的”了。在泰戈爾的《人格論》中，曾討論到這一層。他以為詩總是要選擇那“有生氣的”字眼，——就是那些不僅僅為報告用而能融化於我們心中，不因市井常用而損壞它的形式的字眼。譬如在英文裏，“意識”(consciousness)這個字，帶有多少科學的意義，所以詩中不常用它。印度文的同義字chetana則是一個“有生氣”而常用於詩歌裏的字。又如英文的“感情”(feeling)這個字是充滿了生命的，但彭加爾文[1]裏的同義字anubhuti則詩中絕無用之者。在這些地方，譯詩的人實在感到萬分的困難。第二，詩歌的文句總是含蓄的，暗示的。他的句法的構造，多簡短而含義豐富。有的時候，簡直不能譯。如直譯，則不能達意。如稍加詮釋，則又把原文的風韻與含蓄完全消滅，而使之不成一首詩了。
因此，我主張詩集的介紹，隻應當在可能的範圍選擇，而不能——也不必——完全整冊地搬運過來。
大概詩歌的選譯，有二個方便的地方：第一，選擇可以適應譯者的興趣。在一個詩集中的許多詩，譯者未必都十分喜歡它。如果不十分喜歡他，不十分感覺得它的美好，則他的譯文必不能十分得神，至少也把這快樂的工作變成一種無意義的苦役。選譯則可以減滅譯者的這層痛苦。第二，便是減少上述的兩層翻譯上的困難。因為如此便可以把不能譯的詩，不必譯出來。譯出來而醜化了或是為讀者所看不懂，則反不如不譯的好。